本报讯（记者李清）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由于涉及文革往事而被普遍认为是对“批余事件”的首度回应。然而在刚刚出版的《收获》杂志第四期所刊载的《借我一生》前两卷中，余秋雨表示自己并不准备为个人名誉过多辩解，反而是当下文化界的诸多隐疾才是他更为关注的。
隐疾一夸张其事,偷袭别人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我们的文化，本不该这样……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借我一生》第二卷第九章的最后这样写道。
余秋雨指出，和自己在文革中被“冤枉”的经历相比，社会上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而这一切，全都源自中国社会巨大的群体性承受和群体性制造：“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余秋雨说自己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为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我历来不太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因为太了解他们。”
隐疾二虚张声势，无中生有
关于“批余事件”，主要的指责是针对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而据《收获》杂志社副主编程永新介绍，余秋雨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回忆方式来叙述文革往事的，并没有直接回击之前的指责。但是，记者在《借我一生》中，还是发现了与那些指责“隐约相关”的内容。
余秋雨谈到，那段时间自己在外地军垦农场劳动，没回过上海一天，间接否认了自己参加过文化大批判。而在说起与上海写作组的关系时，余秋雨将自己在文革中写的《自我清查书》全文登出以示清白，证明所谓“揭发”的子虚乌有。他还谈到自己在那段时期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窘境，以及与“石一歌”主要成员朱永佳的交往等。
隐疾三中伤他人，不知疲惫
对于那些抨击他的人，余秋雨的文章以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文革中让他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放火烧书的，主要不是不读书的人；动手打年轻女演员的，常常是暗恋她们的人；而用最毒辣的句子批判某位作家的，至少有一半是这位作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因为按照常理，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只是冷漠和疏远罢了，何必要如此血脉贲张？所以现在我只要见到报刊间特别义愤填膺却又不知所云的批判文章，总会对被批判者开玩笑：又是一个你的暗恋者和追慕者在发作了！”
不过写到最后，余秋雨难免流露出愤懑的一面：“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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