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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为两名作者合用的笔名。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现居美国。作品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带一本书去巴黎》、《一路走来一路读》和《在边缘看世界》。译著有《汉娜的手提箱》、《克拉拉的战争》、《盖比橱柜的秘密》等。
一种雅俗之间的写作
———和查建英相谈林达
一种有现场感的近距离观察
新京报：同为海外写作者，阅读林达的作品你最直接的感想是什么？
查建英：我没有读过他们所有的作品，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并不全面的评价。我认为对于一个渴望了解美国或者准备去旅行的读者，林达就像热情和耐心的向导，用轻松流畅的文字娓娓道来。他们的文章带有一定的知识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他们住过那个地方，做过一些文化研究。但它又仅仅是向导，而不是一个专家，它不是要把美国或者西方文化的复杂呈现给读者，它所作的是浅显、点到为止的介绍性工作。
新京报：这种浅显的介绍为什么能够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呢？
查建英：从我读到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一路走来一路读》来看，我个人认为林达的作品带有很强的策划性。首先，在选材上很用心。他们不是在兴之所至地进行创作，也不是严格按照历史脉络进行创作，而是认真地考虑过国内读者的需求。其次，文章可读性很强，他们用轻松的散文式的笔法把刻板的史料融入故事、融入人物来讲，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是一种介于雅俗之间的读物。
新京报：林达站在国内读者的角度上给作品选材，那么，他们与自己写作的材料———美国文化、异域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
查建英：我觉得他们的文章虽然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比如旅游经历、他们在小镇的生活等等。但更多的是他们从报纸、刊物、书籍上搜集来的材料以及叙述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异域文化的观察者，但这种观察是一种近距离的观察，是一种有现场感、有反馈的观察。
一种相对客观的文化视角
新京报：从你参与的“留学生文学”到林达这种方式的异域写作，你认为其独特性何在？
查建英：复杂的文化视角。首先，你是一个外国人，在写自己不了解的国家。其次，你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了解，你才能写作。所以，你有两种视角———母语文化的视角和非母语文化的视角。两种视角同时存在，经常发生转换。
新京报：这种复杂的文化视角对一个异域写作者有什么意义？
查建英：我在《芝加哥的北京梦》里曾经说“人需要一些不同的空间、关系、语言，才能够取得平衡、接近客观。”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林达在内，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经历过文革，我们相当地不理性，身上有很多激情和浪漫的东西，很容易非常激烈。我们往往只有一种很纯粹的信念和一个看待事物的角度。只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接受差异、拉开距离，重新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才能有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
新京报：多重的文化视角，一方面让写作者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两种文化，另一方面，会不会让写作陷入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中？
查建英：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客观只是相对而言，一个写作者是没有绝对客观的文化心态的，他总会在感情上、观点上流露自己的文化倾向，即使是介绍不同的观点，实际上经过了自己是非判断的。而且，多重的视角可能让人失去很多很纯粹的东西，陷入一种两边摇摆的境地。在我自己的写作中，我把自己的尴尬、距离都放在作品里，让读者知道我不是绝对客观的和全知的。
异域写作耐心是第一位的
新京报：有很多在国外用母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但像林达这样的似乎以前没有，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查建英：我经常说一个现象，一个作家到美国旅游一个月，回来可以写一本书；去了一年可能就只能写几篇文章；去了10多年的人可能就不敢写了。为什么？因为时间长了，你慢慢知道另外一种文化的复杂性，对自己最初的印象产生了很多怀疑，也可能否定自己最初的印象，然后又否定自己的否定，最后，这个印象变得很复杂。对太复杂的东西，你就不想简单地写它了，有时候干脆就不写了。
另外，要跟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的人讲话，要费很多时间讲那些常识性的东西，把文章的很多注解放在文本中去。这种东西做起来很费劲，也很啰嗦，需要特别大的耐心。
新京报：正是这种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价值的感受，其实是国内读者需要了解的。
查建英：我只是说，我和我这类写作者没有耐心。从读者和市场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有需求的，因为国内读者需要对另外一个国家有一些比较一般性、全貌性和概括性的了解。
新京报：之前海外创作一直以小说为主，而林达的写作转为介绍异域文化的散文，这种变化是不是表现出海外写作者文化心态的变化？
查建英：这主要是跟两位作者本人的文化背景有关系，主要是个人的原因，不是海外写作的一个整体变化。
不仅仅是海外散文写作的影响力增加，在国内一些小说家也转向了散文写作。海外小说写作现在也仍然很活跃，只是由于小说创作影响力在国内的全面衰退，使得他们的影响力也小了。
本报记者术术
查建英
旅美华人作家，上世纪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之一。著有《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说东道西》等。
在走路时清醒在读书中反思
这本《一路走来一路读》，视野更加开阔，见解更加深刻，开始探讨的是作为民主制度基石的公民，研究公民的身份、公民的角色，以及自由公民与民主制度的关系，这实在是一种更加高瞻远瞩的见识。
书评人张晓辉
林达总是不会令我们失望的。数年以前，当三联书店连续推出林达的三本以美国政治体制为话题的书信集时，他们还藉藉无名。然而读者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读出了睿智，读出了激情，读出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于是这几本小书不胫而走，有人坦言就是从这几本书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后，他们的视野转向了欧洲；我们想，或许他们是要追本溯源，探究一下美国式民主的欧洲源头。这便是那本《带一本书去巴黎》，试图为我们勾勒的是法国革命以及法国式民主的特色。而今这本《一路走来一路读》，视野更加开阔，见解更加深刻，开始探讨的是作为民主制度基石的公民，研究公民的身份、公民的角色，以及自由公民与民主制度的关系，这实在是一种更加高瞻远瞩的见识。
无庸置疑，林达是讲故事的奇才。记得当年读他们写的辛普森案件、水门事件文章时，尽管我对这两大事件已经了解颇多，读起来依然屏息凝神，仿佛读一本惊险小说一样过瘾。《一路走来一路读》也是同样。他们写的女巫审判案、“猴子审判”案，都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典；然而同一件史料，被他们的生花之笔翻成了新章。
像塞勒姆小镇的女巫审判，显然算得上全书最叫我们觉得触目惊心的故事，而在林达的笔下，这血腥的故事具有了新的内涵。我们听了他们的娓娓叙述方才晓得，原来政治体制者，只是空中楼阁而已；真正使得政治具有活力的是人，是像你我一样的公民。所以，你可以创制出一种最最精致的政治制度，然而运作这一制度的如果是愚昧的人、偏执的人，像塞勒姆小镇居民一样充满巫术恐慌的人、你那精致的政治制度到底还是形同虚设。二战之后美国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不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么。令我们产生这样深切的思考，全赖他们精彩的故事和点石成金的功力。
人的本性是懦弱的、飘忽不定的、依从众人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政治设计上，以为好的政制必定会造就出好的公民，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林达在本书当中也在试图回答这一点。
你看他们在“读书”一部分当中，便一再强调公民所应具有的素质———宽容、开明、自由、勇敢，不屈从强权，不盲从众议。看他们讲美国图书馆的读禁书活动，那主题竟然是“庆祝你的自由”，好不发人深思。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素质，竟然被这几字轻轻地包括在内，真正是大手笔。
的确，一个优秀的公民，首先是要宽容，不因为少数派讲的是与你不同的观点，就随意封住他的嘴巴；其次是要独立，尽管所有人都把什么东西视为洪水猛兽，只要你不同意这种观点，也要义正词严地坚持；再次是要自由，善于运用自己的（而不是旁的什么权威人士的）自由意志，去判断事物的真伪善恶。
林达讲：“今天看来是危险的思想，明天却会成为常识。一些权势人物判定的危险书籍，却可能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来源。”诚然如此。这样的思想培养出的公民，方是健康的、民主的，方能避免再出现像塞勒姆小镇事件或者麦卡锡主义那样的悲剧。相形之下，我们的古人津津乐道的“雪夜闭门读禁书”，乐趣固然在其中矣，然而未免有些猥琐的变态。这种心态下的公民，要想不具有投机倾向和从众心理，可是难上加难的。
看一下几个书店的排行榜，林达此书又像当年的《历史深处的忧虑》等书一样，登上了畅销书的宝座。
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想，如果每个读了他们的书的国民，都和他们一样在走路时清醒下来，在读书时反思一下，深入思考一下自己的公民角色和公民身份，并且将自己反思的成果用诸自己的实践，那该是何等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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