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
编者按：今年4月，本报“文化谭”栏目发表了一封读者致《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的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批评陈思和有“小圈子化”的问题。紧接着，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闳也对《上海文学》提出了公开批评，并把批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上海文化界。有关“学院文化”没落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两个月之后，陈思和决定打破沉默，首次公开表
态：针对《上海文学》的指责均无依据；张闳也进一步深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征得两位当事人的同意，本报特将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发表。
张闳：病态的上海文化
学院文化的堕落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上海所独有。
文化生产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显然比较缺乏这种氛围。
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坚持原先的看法。至于《上海文学》主编、编委会的意愿如何，这与我无关，批评家没有义务去了解他们的动机。我只看结果。也许主编有将杂志办好的愿望，但并不能因为愿望是好的，就有了批评的豁免权，就可以拒绝批评。
学院文化的堕落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上海所独有。我甚至相信，很多地方的情况比上海要糟糕得多。之所以批评上海，首先是因为我对上海比较熟悉；其次，上海在当下中国文化格局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将对其他省份产生影响，上海发展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在其他地方都将出现或已经出现，而且往往会更加恶化。因而，对上海文化的批判在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的文化局面和品格被彻底改造。上海文化人原本就沾有商人气，现在又感染了官僚气，甚至越来越严重。这种官商合一的状态，实际上是在商业规则中引进了一条权力规则，成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人们无所适从。只有那些在权力圈和市场中都能够应付的人，才能够如鱼得水。
事实上上海的文化人有很多具有这种双重能力的人。一方面，上海官商合一的文化，培育了上海文化人的这种双重人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上海人的这种双重人格创造了病态的上海文化。
毫无疑问，上海是一个商业气息很浓重的城市，这一点常常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控诉它的一条最重要罪状。但在我看来，商业文明本身并不是罪过。
商业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并不先天地处于道德劣势地位。人类在商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明、灵活、诚信、吃苦耐劳精神和创造性的智慧，也是人类美好的品质。并且，在商业契约关系中，蕴藏着现代公民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胚胎：个体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
正因为如此，上海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化和初期公民社会的策源地。没有以上海为基地的现代物质生产，中国的现代文化是难以想象。而现在，上海问题的症结在于其经济和文化不协调的畸形发展。我曾说过，它是“经济的巨人，文化的侏儒”，形象相当滑稽。
这一点，我在《荒芜化的上海文化生态》一文中略有涉及。文化建设不同于物质生产，以往某处文化建设比较落后，人们往往将过错归咎于文化当局重视不够，但我认为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文化生产一般是个人独立从事的工作，比如作家写作，老有人在边上关心你写什么，你还写得下去吗？文化的没落，很可能是管得太多的缘故，至少上海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学院学术成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学术，学院蜕变为一个知识组装工厂，学者接订单，按照国家观念的需求以最快速度交货。这种高速膨胀的学术，实际上是一堆知识泡沫。
文化生产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显然比较缺乏这种氛围。这座城市很庞大，但文化的生存空间却十分逼仄。这也是我与一帮朋友一道创办“文化先锋网”
的初衷。
在我看来，真正的批评家永远是孤立的。我没有觉得我的行为有什么“出格”
之处，如果这种批判行为被认为是“出格”的话，那么，正好证明了上海的文化生态是不正常的，它不能容纳批判的声音。所以，我不会因为任何外部情况来改变我的立场和行为方式，相反，是我所批判的文化环境需要改变它的显的或潜的规则。
陈思和：批评没有根据
编委会人数有限，不可能囊括天下才俊，但也决没有排斥哪一位评论家的意思。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我相信，关于“私人资源”
的说法是因缺乏沟通而在同行间造成的误解。
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上海文学》也曾被人批评为“小圈子文学”，批评的来头比现在还要大一些。当时吴亮还写过一篇《文学与圈子》的文章为之辩护。而现在，上海高校里已经涌现出人数更多、学术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的一批青年学者，他们都是《上海文学》的重要资源。我当时想，应该把这股生气勃勃的人才资源吸引到刊物的周围，使他们参与到上海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中来，把高校的学术力量转化为社会文化批评的积极因素，使学院书斋与社会批判相结合，建构起当代文学批评的特色。这就是《上海文学》建立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编委会的构想。编委会成员大多是原来《上海文学》的基本作者，过去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就很多，邀请他们来参与杂志的编委会是很顺理成章的事。编委会的职责，偏于务虚的学术讨论，意在反思每期的编稿得失，提供参考意见，他们并不干预编辑部的实际工作，更不拿杂志社的一分钱。编委会人数有限，不可能囊括天下才俊，但也决没有排斥哪一位评论家的意思。《上海文学》一年来理论栏所发的文章可以证明，除《月月小说》的推荐文章外，不是编委会成员的理论批评文章占83%，编委会成员文章只占17%，我们做了三次“批评家小辑”，推荐的都是北京、山东、河南的批评家。任何一个主编总有依靠的作者队伍，任何一家杂志也总是有自己倾向的选稿取舍标准，如果认为杂志请了一批学者来当编委会就是“将公共资源转换为私人资源”的话，那打击面也似乎太广了一些。我可以坦率地回答，《上海文学》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刊物，我本人接受作家协会领导下的刊物的主编之职，本身就先下了决心把自己当做公共资源，以自己的学术努力来为公共的文化建设事业工作；同样，编委会的成员们从学院里走出来，一起参与《上海文学》杂志工作，也正是把他们的学问才华和研究成果转换为公共资源。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谁能说这是“私人资源”呢？
至于说到“名利”两字，我只会感到好笑，《上海文学》是个穷棒子社，我担任主编一年来，为杂志的发行和扩大影响，我多次或是自己或是安排我的助理出差西北、西南、海南等地，连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没有动用过杂志社的钱，不知“利”
从何处去谋？《上海文学》是一家文学性杂志，并非是高校评估体系中的所谓核心刊物，就是说，在高校的学术成果统计里，发在《上海文学》上的文章连学术成果也不算。如果我要名要利的话，当然是首先把文章发表在核心刊物权威刊物上，其他编委会成员又有哪个是发不出去文章，非得发在《上海文学》上不可呢？大家只是出于对《上海文学》的感情，才愿意为它写文章。所谓的“私人资源”证据在哪里？
一向信奉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原则，同行之间，不管有无深交都能彼此尊重，因此我仍然愿意相信，关于“私人资源”的说法是因缺乏沟通而在同行间造成的误解所致，我还是希望能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更多的朋友的评论文章，所有的批评家的声音同样是上海批评群体中的一个构成，即使是张闳等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化先锋网》不也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吗？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因为忙于琐事，没有及时向一些不是编委会的朋友主动约稿，原以为大家都是朋友，都会支持我的工作，又是同住在一个城市，什么时候见面了再约稿也不迟，但没想到因此而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这使我感到抱歉，本来是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加好一些的。我始终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和评论家来支持《上海文学》的工作，也欢迎为《上海文学》写稿，共同把杂志办得更好。
录音整理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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