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我无，人无我有”是导演李歇浦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原则。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创新求变一直是李歇浦导演的艺术追求。从故事片《小金鱼》、《车轮四重奏》、《拦灵车的人》、《断喉剑》、《销魂刀》到史诗巨片《开天辟地(上下)》、《燃烧的港湾》，李导不断地尝试各种崭新的叙事风格，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累累硕果。一如既往，这次拍摄《邓小平1928》，李导又做出了新的尝试，以期望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拍摄的现场，记者看到年逾花甲的李导兴致勃勃的眼中
透出青春的光彩。
惊险样式诠释革命经典
记者：革命题材电影作为我国电影的特殊片种，这几年一直在往市场靠拢，李导应该有很多心得体会吧？
李：要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拍好，并且塑造令人满意的领袖人物形象确实挺难。因为你要想怎么样把三性统一得更好。它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审美价值、认识价值，还要有观赏价值。怎么把它们结合好一点，是我一直希望做到的。我以前拍的《开天辟地》是散点式的片子，表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过程。它的内容决定了它必须有一种散点的、全景式的风格，用史诗性的手法来表现。今年是邓小平100周年诞辰，我觉得自己很有幸能够接拍《邓小平.1928》这部影片。
首先我觉得还是内容决定形式。192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是革命处于低潮的一个年代。北伐胜利以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员，汪精卫也倒戈反共。共产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恰恰在这个年代，青年邓小平来到了上海。那时候他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虽然不是党的决策者，但他的工作任务很重要。他要保证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的安全和正常运作，要把中央的指示传达出去，把外省市的情况汇报给中央。这些交通的工作，还有会议的安排工作，都是他负责的。这些关系到我们中央领导的安全。因为这部影片我也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那时候，周恩来在上海，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和其他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每个月搬几次家。影片中邓小平一来到上海，先开个胭脂店，再开了个古董店。这些都可以找到相关历史记载的。
但是我们这个影片它有一个特点：它不是史诗般的，也不是传记体的，而是浓缩在1927年年底到1928年5月份这个很短的时期里，描写的中心事件就是中央机关在白色恐怖下怎么样正常运作。当时蒋介石派了一个足智多谋的、手段毒辣的特工人员千方百计地和租界勾结起来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刚好接到共产国际的来信，要求我们中共中央领导能够如期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这次会议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纠正了党内的那种盲动主义，盲动和右倾同样伤害革命。中共中央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处境十分危险，要开展工作很难。就像影片张锡瑗说的“你还记得赵世炎吗”。赵世炎是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的。他是个青年革命家，跟邓小平是同乡同学，并且一起留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人，今天相见也许就是永别”。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天相见也许明天就见不着了。这个内容本身给你提供了你可以用惊险的样式。很多电影情节你不根本不需要去编，历史事件本身就提供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当然你要历史地再现，而不是简单地照搬。要忠实于历史，还要用艺术家的情感，运用各种因素、各种手段来表现。
记者：这样的题材促使李导您用惊险片的样式来做，您是否觉得这是一种靠近市场的好方式？
李：用惊险片样式来做只是提供了靠近市场的可能性。但我想补充一点，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在把握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千万要有清醒的头脑。在这个影片中我用了惊险的样式，同时我还要找到一个最好的交叉点。要知道我讲述的是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即使拍得再惊险、惊心动魄，要是看完影片以后人家说邓小平的形象还没树立起来，或者说周恩来的形象缺少光彩，那么我就不能说这部影片成功。在这部影片中我调动各种手段，最终还是为了塑造这一群年轻的革命家形象，讲述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怎么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表现他们那种情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气节以及他们的人格魅力。这种展示才是最重要的。
各方明星联手打造
记者：发布会时，大部分的记者都冲向一个人就是余文乐，您大胆起用香港演员，不知道是从什么方面考虑？
李：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电影还是个产业。不管什么题材的影片，一定要考虑市场。当然有些商业片完全只考虑市场。但我们这个影片绝对不是纯粹的商业片，不是纯粹的惊险片。如果是惊险片我完全艺术虚构好了，那样创作空间还很大。这部影片你还要尊重历史，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再虚构。这种电影里面有一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惊险样式之间的艺术交叉点，还有一个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交叉点。所以我找一些在青年观众当中有影响力的青年演员来演。所以找余文乐是有考虑到市场的因素。
但最主要的是，我不会因为余文乐是香港明星就用他。我一定要看看他的作品，跟他见见面，跟他聊聊，看看他自己对这个角色感不感兴趣，然后我再做出最后的判断。
记者：那么到底余文乐身上那一点品质打动您？
李：首先他的形象跟我想象中的这么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形象符合。薛浦生这个角色是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一个学徒出身的、很纯真的小伙计。他对革命事业有着无限的忠诚，是一个单纯的青年人。跟余文乐接触下来，我觉得他身上有这个气质。
记者：据说他不是很了解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
李：要说余文乐不了解，那么大陆那些多年受教育的人就了解吗？我问过十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知道罗亦农是什么人，所有人都不知道张锡瑗是谁。我还问了很多人，他们几乎都不知道1928年邓小平做了中央秘书处处长，也不知道邓小平怎么样在那个历史时期保证中共中央正常运作，并且让六大代表安全抵达莫斯科开会。所以说，这段历史对余文乐来讲是全新的，对我们的很多人来讲也是全新的。导演会上我经常讲，这部影片除了审美价值和观赏价值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给人以历史的启迪。这种启迪不是通过文学的方式达到，而是通过形象的画面，让观众从影片的故事、人物形象当中领悟。
记者：看来余文乐的形象非常符合角色是吗？
李：可以说这样。我跟他接触下来，觉得他的气质跟我想象当中有符合的一面。我需要的一面他有了我就觉得够了。
记者：您拍了很多革命历史题材，很多人都觉得您塑造的人物形象很独到。请问您在处理人物形象的时候，会怎么把握？
李：首先故事情节肯定要吸引人。同时我很注重怎么把人物写好，把人物的情感等内心世界的东西表达出来。人物的信仰、性格魅力，这些都是我要千方百计塑造的。《邓小平1928》这部影片给我一次挑战，我喜欢接受新的挑战。电影是个综合艺术，导演要完成银幕形象的塑造，必须依靠很多手段，要靠好的摄影、美工、化妆、服装、道具、照明，还可以要靠演员。大家拧成一股绳，影片才有成功的可能。
记者：您起用人物很有意思。像在《燃烧的港湾》里，你用很儒雅的赵文暄来演反派，这次您有用了气质上特别正气的王洛勇。您是如何考虑的？
李：这也是出于生活化、真实化的考虑。王洛勇在戏中演军统的一个头目，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担任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蒋介石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目的，网罗大量社会精英，他不会去用一些草包的。如果共产党的对手都是草包，那就太容易对付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面，蒋介石手下的人都不是草包。国民党有自己的谍报网络，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特工科，这种较量本身就非常针锋相对。之所以请王洛勇来演，也是不想把这个人物脸谱化。我就让他演的外部看起来是个绅士，事实上是高智商的坏蛋，而不是一个草包。
记者：可不可以请您用概括的语言来形容一下您现在手下演员各自的特色？
李：我认为这些演员们都很适合各自的角色，我相信他们能够演到位，我对他们充满信心。
民间投资加萌主旋律
记者：这部戏民间投资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以后这种投资方式会是一个趋势吗？
李：我觉得民间投资者挺有眼力的。如果我们拍得好一点，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民营资本家会掏钱。重大题材影片一点要拍得好看一点，这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追求的目标。我努力地把要把它拍得好看，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邓小平形象。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整个改革开放年代的人，都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对这个伟人我们都有感情，带着这个情感我们来拍摄这部影片。
记者：我们知道很多人说你是很全能的导演，革命历史题材也行，商业片如《午夜惊魂》《断魂剑》，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很多题材都很成功了？
李：成功？没有没有，不敢这么说。一个演坏蛋的演员，他演得再成功也不希望自己一直演坏蛋；演正面人物的演员有时候也会想反串反串。那么导演也一样，他也不希望给自己定性，不希望只能拍一类影片。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不会说我只要看哪一类的片子。休闲的时候，武打片、惊险片、惊悚片、恐怖片等，各种类型我都会看。这是我性格决定的。作为一个导演，我不希望给自己定型，各种类型都希望能多拍一拍。能不能成功很难说，要看观众去检验。
记者：那么商业片和革命题材影片您更擅长那一种？
李：这个很难说哪个比较擅长。我满相信一点，就是一个导演要有创作的冲动。这个题材有没有挑战性？我拍这个题材会不会简单的重复自己？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在选择一个题材的时候，我总是想拍能激起我创作冲动、创作欲望的题材。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创作冲动、创作激情是一部影片能够完成的很重要的因素。
浪漫爱情塑造生活化伟人
记者：刚才李导也跟我们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很多动荡的事，但也有邓小平的情感经历，这是一段很美丽的爱情吧？你是怎样选中这个少有的漂亮的演员？您打算怎样处理这段伟人的感情戏？
李：张锡媛的历史照片只有一张。邓小平后去广西以后，她因为难产去世了。她的形象很端庄、大方，也很秀气，但绝对不是艳丽。她确实是像邓小平形容的那样：难得的漂亮。跟毛毛写的一样：少有的漂亮。他们是在中山大学相识的。当时共产国际在那里培养共产党员，对年轻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所以说是他们的信仰和革命追求促使他们走到一起。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对这个演员的定夺也很关心，再加上我的副手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我们选中了秦岚。我看了秦岚的照片，看了她试的镜头，还专门看了她的片子，做了一些了解。最后我同意选她，我相信我副手的眼力，也相信自己的眼力。秦岚的形像很端庄、大方，也很秀丽、秀气，就是少有的漂亮。少有的漂亮也有几种漂亮，绝对不能是个花瓶。最重要是得有气质，也就是把端庄大方秀气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
对于伟人的爱情，我们不会回避。但是在这整个影片中，爱情戏只是占一定的篇幅。实际上写张锡瑗和邓小平之间的感情，同样是写邓小平。我们的影片中表现了那个年代的一群共产党人，包括邓小平的大哥周恩来，还有当时的中央委员、邓小平的战友罗亦农，还有邓大姐，自然还有他的第一任前妻张锡瑗。这些人物都是侧面描的，最主要写的还是邓小平。当然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兴趣点，有些人兴趣就在余文乐身上，有人爱看邓小平青年时代爱情，还有人关注曹无容这个厉害的特务角色。导演不能规定观众必须注意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感悟。
记者：我相信这会是一部特别的影片，当然这个题材也拍过很多，您会给我们一个更真实的邓小平还是更伟大的邓小平？
李：我觉得拍这种题材影片，一定要尊重历史。要从青年时期的邓小平原型出发，一定要把邓小平人物形象的位置摆正，不能拔高。这也是重大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审查传达的第一条意见。他青年时期那个阶段，并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我们要从执行者的角度来写邓小平，要写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包括他对党里的作用、他作用的重要性。一部影片要想留传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作者脑子里首先要有一个唯物主义的态度。唯物主义就是尊重历史，违背历史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