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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版自传《借我一生》 表示将退出文化圈，不再参与文化活动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余秋雨：媒体认为已经把我妖魔化，事实上是不是这样？Photocome供图
采访手记
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一直被媒体所包围。有人说他是“文革余孽”，有人说他“拒不认错”，也有人说他是“文化骗子”。但是，他的书一直在畅销，他的身影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出现。媒体的批评和读者的认可形成巨大的反差。本次采访之余，他对媒体发表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
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他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后来又辞职了。真实的余秋雨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借我一生》又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所有针对他的批评都是公正的吗？他在“文革”中究竟有什么表现？如果说他是“文革余孽”，那么他当时的动机在哪里？他在事业高峰期辞官不做又是什么原因？在这一次的采访中，针对大众关注的问题，余秋雨一一作答。本报将继续关注余秋雨退隐以及。
本报上海专电（特派记者张弘）
“在修订完这四本学术书之后，我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7月16日晚上，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一段时间以来，余秋雨一直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只是让助理金克林对外发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除了撰写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外，又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为他早年的四部学术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再版埋头做一些修订、补充的工作，余秋雨说，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这些书配上相关图片，也使得修订进展很慢，从开始着手至今，已有近两年的时间。预计全部工作将在今年8月底完成，今年年底出版。而《借我一生》已经由《收获》杂志第四期选载部分章节，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在7月底正式出版。
“《借我一生》全部可信”
余秋雨将出版《借我一生》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化界引起了争论。就“真与假”的问题，余秋雨说，“《借我一生》全部可信，因为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
“澄清一些误解”
余秋雨称，《借我一生》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纠正人们对于“文革”中学生造反派的误解。余秋雨认为，“学生造反派在当时造反的时间最多半年，文革十年有九年半是工宣队搞的。其实所有的灾难，都是工宣队造成的。学生造反派是有过几天莫名其妙的行为，毛主席说造反以后，学生们就很天真，相信了上面所说的阶级斗争很严重。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学生闹了半年。后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造反派只能在学校上学。工宣队虽然做了这么多坏事，可是后来完全给保护起来了。这里边有阶级观念问题，好像坏事都是学生做的，工人一定不会做坏事。但是在文革中，工人做了大坏事。除此之外，军队比工宣队好一点，他们毕竟受到部队的很多制约。工宣队是真正的捣乱。这个和背景有关，工宣队的背景主要是王洪文、王秀珍这些人，军队的背景不明确。“
退出文化圈的原因
余秋雨称，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早年的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回忆这一段历史，余秋雨认为，“别人对我的尊重和服从不是针对我本人，而是因为我院长的权力。几年的院长当下来，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文化人。”于是，他决定辞职，还说为此不惜放弃当文化部长的机会。余秋雨称，正是由于辞职，他才有机会从事中华文明的发掘和传播。与凤凰卫视的合作，更使他的心愿得到满足。借此机会，他亲身考察了不同的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进行了一番比较，并纠正了自己原来对于中华文明的一些看法。“我的心愿基本实现，以后可以不再理会任何是是非非了。”
余秋雨：部分媒体对我不公正
余秋雨的广为人知，与他上世纪90年代成名后频繁出现于媒体有直接关系。期间他与媒体也偶有龌龊。在他宣布封笔时，也发表了对媒体的一整套看法。
本文为本报记者采访余秋雨时的谈话录音，经余秋雨授权整理成文。本报全文刊载，但此文不代表本报立场。
我们的传媒和文化界的一些人，思路和广大人民群众相差非常远，他们认为已经把余秋雨妖魔化，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批评我的传媒看上去范围很大，实际上是一个小范围。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我的书还是卖得最好的，我可能也是文化人当中被非文化单位邀请得最多的一个。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请我出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参赛歌手的文化素质都不怎么高，请我们评委参与，也是想提高文化的含金量。我相信那些真正的学者都诧异了，如果你出来做，收视率就可以很高很高。
传媒当中有一些话语系统，有一套自身固有的规律。时间长了之后，我也不跟他们生气。我很高兴呢，我经常这样想，你们会闹腾到什么时候呢？老百姓已经不是这样了，人们已经不再那么相信你了。而且，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你们更可能失去人们的信任。因为什么呢？比如，你们讲过所有的文革问题，始终没有提出过一个证据。他们当然到处都在调查你，我可以这么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进行过调查。这就产生一个什么好玩的情况，就是传媒构建出的一个话语系统，是少数传媒，不是所有传媒，坚定不移地造谣和诽谤。
这就让我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这么个想法，就是中国传媒和世界传媒有什么区别？有两点区别，一个是他们的上下等级非常明显，国外也会有非常糟糕的报纸，整天骂人的，正是因为等级明显，这个大家都不会在意的，“哦，它又在骂你”。但是我们中国呢，全是党的喉舌，国家的传媒，讲错了也不检讨的，坚决不检讨的，始终讲一个人，乱讲，乱讲，乱讲到底的。这就是有的报纸，层次很低了，大家哈哈一笑，这是第一。
第二，大的报纸，如果是公众媒体的话，它有对立制衡。所谓对立制衡就是，有一份报纸，就一定有另外一个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对某件事是一个说法，《华盛顿邮报》很可能不是这样，跟你对立制衡。我们没有这对战，我们不可能有对战，我们偶尔可能发表一篇不同意见，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的对战。由于这两个原因呢，（媒体）就失去基本公平。
我现在想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国的媒体，就是有一两家报纸，它对于媒体进行制衡，不是监督。它是媒体，我们现在不能构成两个系统，只是说有一两家报纸，对媒体本身进行了制衡。而制衡的力量只有一个，就是真实。这点很厉害，像美国最近以来，不管小布什怎么样，其实它也是和总统竞选没关系，关于伊拉克的情报的问题。毕竟是你错了，你要把错处讲清楚，错的地方你必须要检讨。媒体的所有的尊严就是这样建立的，就是在认错上。如果这么滑下去，构成一个话语系统，不管你怎么来证明，怎么来说，坚决不改。这是一点。
第二点，有些媒体就是选取一个没权没势的人去讲。为什么选我理由非常简单，不是大恶大善的问题，我想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善良，我连批评人都没批评，你看我的文章，骂人都没有骂。文革当中就更没有了。这就造成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你没有权，没有权在两方面，一方面我死活不当官，如果我做个部长，那他们绝对不会碰我，这是第一。第二，我没有圈，这也是我自己找的，文化界找个圈很容易，北京好多作家都找了圈，你在圈里他不敢惹你，因为惹到你就会惹到这个报社和主编。你知道我当时要编一个圈是很容易的，我学生那么多，这些我都没有。
所以有一点可以证明，十几年来，不包括网络文章的几千篇批判文章证明一点，就是我是一个没权的人，骂我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不会惹到某些部门，不会惹到任何厉害的人，于是他们就骂。这个我想是主要原因，没有其他原因。你要找什么把柄？文革问题，好，普遍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文章写得不好，文章写得不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上电视？我其实机会并不多，就是出来的时候可能影响大一点。北京多少人在主持节目，好多学者都在主持节目，我出来就几次，只是影响大一点，那怎样呢？
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了，最早并不是我去上传媒，应该是上海王元化等一起上的。世界大学生辩论赛，要找一些人做评委，金庸、王元化、我，都是学者，尤其是我讲得比较好一点。后来惟一一次出去就是凤凰卫视，哪一个学者能够像我一样有胆量，去走中东？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一个，那是天天有可能被绑架的。
这是整个背景，我想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接受采访，我们本来是不熟悉的，我想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不准备去为自己洗刷。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件事情，我非常希望通过一个值得信任的报纸，对这种非常可怕的传媒攻击进行制衡。只能说是制衡，而不是挑战。这种传媒攻击在过去，经过文革就会知道，硬讲刘少奇是叛徒，大家好像是肯定了，其他材料大家都不要了，几十万篇文章就批叛徒了。这是中国的特点。
那么有没有可能制衡一下呢？谈起来，这里面有的是学术问题，比如知识分子要不要跟媒体大众来表达自己，那么纸质媒体和电波媒体到底区别在哪？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直到（媒体）进行人格攻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可以讨论的，比如，知识分子有几种，我明确讲，我这个知识分子是影视剧的专家，影视剧、电视剧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我博士生有一门课就是研究电影和电视，他们必须作谈话节目，我必须示范，这是我的学问，就像陆谷孙教授要出来做英文翻译一样。这个不是作秀，电视谈话是我的学问，是我研究的范围。
我们的文化传媒，第一是骂人，就是诽谤。诽谤在国际传媒的概念已经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中国我问过好多法学家，中国因为是兵荒马乱过来的，强调刑事案件，杀人啊，抢银行啊，对民事案件不重视。而民事案件非常具体，如果真的是钱的问题，会比较好判。而对名誉的问题呢，我有时候想打（官司），打起来又不行，而且要通过很多复杂的关系，耗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关键是这个法庭，实际上这个法庭就是传媒。
录音整理/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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