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到，里尔克在诗中为了承受过分残酷的人性之恸，使用了几乎超越诗歌语言边界的危险方式，然而仍维持了理性的基本面貌，这需要何等的平衡！
这些沉默的人们可能像帕卢神甫那样对宗教信仰发生动摇以至于“死因不明”，但他们仍凭借人自身的力量在反抗人性的荒诞。这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神话”。
因为现代社会只有这样的英雄，英雄一到现在就是吉姆佩尔，他就是英雄，因为他相信一切应该相信的，背负一切应该背负的，忍受一切应该忍受的，最后他享受他的果实：快乐一切应快乐的。
我至今难以忘怀川端如此的神来之笔，他写了爱是什么，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他是洞察情感奥秘的作家。
———北村
第五读我要谈到里尔克的诗。他的情况与卡夫卡类似，这两个同操德语的奥地利人的确十分相似，只不过里尔克用了诗歌的方式。他和卡夫卡气质上十分相似的是，他们都像一个十分冷静的外科医生，因为现实的残酷性迫使他们运用了超常的理性来切开人类精神的伤口，如果痼疾太深，医生也不免害怕的，因而需要超常的理性，需要里尔克诗中所说的“最远的石头脸”。我们观察到，里尔克在诗中为了承受过分残酷的人性之恸，使用了几乎超越诗歌语言边界的危险方式，然而仍维持了理性的基本面貌，这需要何等的平衡！
第六读我要提到加缪的《鼠疫》。有人把加缪看成一个存在主义者，我从来不这样认为。萨特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生活的。加缪不是，克尔凯戈尔也不是。加缪的“自由选择”是反抗，《鼠疫》就是二十世纪人类反抗卡夫卡揭示的那境遇的辉煌篇章。明知这一场几乎无法抵抗的人性的巨大灾难，里厄医生仍领导市民进行一场“困兽犹斗”的动人戏剧，这不是理想主义是什么？我们不能要求二十世纪的里厄医生像十九世纪的雨果一样喊出那么嘹亮的口号，至少他们还在反抗，这些沉默的人们可能像帕卢神甫那样对宗教信仰发生动摇以至于“死因不明”，但他们仍凭借人自身的力量在反抗人性的荒诞。
这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神话”。至今尚无一部作品在表达这种反抗的完整性时超过《鼠疫》。
第七读就有了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过去的英雄，到现代便成了傻瓜。至少在《堂吉诃德》时代，堂还是骑士，虽然行为可笑却还威风凛凛，而现在的吉姆佩尔则成了四处被人骗的傻瓜。到底是什么起了变化？我认为《傻瓜吉姆佩尔》是现代文学史上惟一成功地描写英雄的小说。因为现代社会只有这样的英雄，英雄一到现在就是吉姆佩尔，他就是英雄，因为他相信一切应该相信的，背负一切应该背负的，忍受一切应该忍受的，最后他享受他的果实：快乐一切应快乐的。他是英雄，因为他是良知的代表，忠诚的象征，英雄是具有神圣性的，吉姆佩尔身上就有这种神圣性，像忠诚、忍耐、爱、宽容，相信这些神圣要素都是简单的，所以人叫吉姆佩尔为傻瓜。我至今还为辛格用短篇写出巨著而百思不得其解。
第八读要说一说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伊豆的舞女》在充分描写了“我”与艺妓产生爱恋的过程后，到结尾才写到两人在码头点破感情，于是“我”被爱情充满，上了船看见一船友铺好的席子，“我”便连道谢也没有便享受了。因为一切都是美好的了。我至今难以忘怀川端如此的神来之笔，他写了爱是什么，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他是洞察情感奥秘的作家。鲁迅是把美浇铸在理智中，川端则教会我们如何把体验投射在感觉中的外在事物上，使之人性化，这是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的原因。我常阅读川端是为了重获这种感觉。他也是一个把东方哲学背景成功渗透到作品中的优秀作家。
第九读我要提舍斯托夫的《约伯的天平》。像托尔斯泰一样，舍斯托夫也是一个“最不具备理论家气质的理论家”。以前，我很喜欢阅读哲学，现在，我比较喜欢阅读诸如柏拉图评价的苏格拉底以及尼采的某些篇章，包括舍斯托夫这样的理论家之作。舍斯托夫不希望建立体系，他甚至好像没有自己的基本逻辑框架，他更像一个评论家，他好像在做《圣经》的学习笔记，做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分析，他几乎抛弃了理性的所有局限，这一点上他的气质和尼采相类似。其实，舍氏充满了思想，但我要指出的是，要使这些思想成为重要的思想，而非无用的思维垃圾，就必须找到一种类似《圣经》的简单语式，通常是辩诘式的“争战”语式，尼采、克尔凯戈尔、苏格拉底等伟大哲学家都采用过类似的方式。
最后一读不能漏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其实这是一部在技术上有问题的小说，无论在结构上、语言上都有问题。使我们忽略这些问题的魅力来自于书中透射出来的心灵的力量，即以诗人、医生日瓦戈饱含正义情感和良知的心灵如何穿过专制时代的力量。我不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只是它的内容涉及政治。本书的最成功之处是写出了专制对人类的人性所能达到的危害程度。日瓦戈与其说是一个反抗者，更像一个观察者，所以他获得了一个医生的身份。他又是一个诗人，使得作品在揭示现实的不合理性中同时发出了理想的声音，这就是诗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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