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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笔记
到底是什么在吸引着我
当我们提起《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电影的时候，永远都说它是一部“左翼进步电影”。虽然它所表现的情境，所宣扬的思想已经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千百次的重复了，然而当我在两天前真正地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却发现它能自始至终地吸引着我把它看完。既然关于这部电影的主题、甚至潜台词都已经无话可说，那么不妨挖掘一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
最吸引我的恰恰是影片的政治意味。当然，前面所说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意味的文本趣味吸引了我，然而《八千里路云和月》最能打动我的还是主创者的信念。对信念的坚守总是能够打动人的，甚至能打动抱有不同信念的人。《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升腾着一种清正之气，看得出主创者对自己所表现的内容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所表现的主题有百分之百的坚信，而这种把握和坚信是所有优秀影片必要的东西。不要说那些名垂青史的正剧，就是优秀的商业电影也需要这种把握和坚信———如果《侏罗纪公园》的导演没有对恐龙的熟悉，对“蝴蝶效应”的坚信，影片也绝不可能拍得那么精彩。反观当代红火的“商业电影”，比如《十面埋伏》，主创者把握了一些什么呢？
影片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也和政治有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一部电影如何逃脱大剪刀的追击，成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作者有意对主人公的身份做了模糊的处理，而在抗日战争之后的戏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农村的贫困、城市的不公，看到一些具体的资本家的为富不仁，对高层的问题有意回避，而对国内两大阵营日渐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更是连一些隐晦的暗示都没有。可贵的是，虽然进行了诸多技术处理，然而影片的完整性并没有受到影响，足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最后，影片吸引我的还有它流畅的电影语言和精彩的人物塑造。虽然电影的思想意义稍嫌单一，然而它仍然没有忘记讲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基本规律，主人公虽然“高、大、全”，然而凭借
第64期：1947-1948年《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闺怨》
阅读史东山这两部时间上十分接近的作品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闺怨》无论是故事和影像，还是作者想要表现的意义内涵，都是大异其趣的。前者为史东山获得了大量的好评和肯定，也是奠定史东山在中国电影史上地位的重要作品；后者在创作路线上更接近史东山本人对艺术追求的表达，却招来了很多质疑，而史东山对此表现的是自己的坚持。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份艺术工作者的执着，使得史东山没能在后来的政治风暴里明哲保身。阅读他的作品，不仅能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更能感受到一个创作者可贵的清醒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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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解读
《新闺怨》：对心理的探究
《新闺怨》以战后知识妇女的悲剧命运为题材，描写音乐学校的女学生何绿珠和她的同学由恋爱而结婚后，在她生活里所发生的许多不幸。和同时期昆仑出品的其他进步影片不同的是，《新闺怨》在创作追求上更接近于文华代表的人生探询派作品。《新闺怨》承袭的是史东山早期作品的题材与风格，史东山早期的艺术观偏向于唯美，题材上比较关注于表现男女之间的感情和心理。
他的处女作《杨花恨》就是反映一个放荡的少妇爱慕虚荣，终于被丈夫抛弃的悲剧。之后的《同居之爱》描写两个青年女性各自爱情经历中的误解、妒忌，情节曲折而且动人。
《新闺怨》一片，导演的意图是期望观众能从女主角由于无法兼顾家庭与事业，以至于内心彷徨而苦闷的现状中，体会到当时社会体制对女性的不公平。影片对战后知识妇女面对的社会现实其实有相当深入的表现，导演对当时整个妇女解放的潮流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忧虑。影片上映后反响十分热烈，其中也有一部分批评的声音，认为导演将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导向一个宿命论的结局，对此史东山曾亲自撰文回应“我在《新闺怨》里表现了知识妇女们的苦闷和痛楚，寄予无限同情，但又略略指出了她们在寻求解放道路上可能犯的错误。只可恨我无法明白指出妇女解放惟一正确的道路，而只能微弱地暗示一下未来社会的远景。”（《剧影春秋》1948年第1卷第1期）从今天看来，《新闺怨》对夫妻关系及人物心理的深入探究是相当有价值的，而且它所描写的妇女的生存状态，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表江
《八千里路云和月》：战后的伤与痛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昆仑公司的前身联华影艺社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抗战前后一对青年人的故事。大学生江玲玉有感国家危亡毅然参加了救亡演剧队，同行的青年音乐家高礼彬与她朝夕相处，两人相爱。他们在各地流动演出，到重庆后，江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也在重庆，他以“公务”
之名做投机生意，财源滚滚。日本投降后，江玲玉与高礼彬结婚了，他们“复员”
到上海，既无工作也无住处，生活艰辛。周家荣却以“接受大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再次大发横财。生活的困难使他们的身体垮了下来，高礼彬得了肺病，江玲玉怀有身孕还要工作，在一个雨夜昏倒在街头。过去演剧队的朋友们协助高礼彬四处寻找，最后大家相会在医院里。
《八千里路云和月》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对社会黑暗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史东山本人曾说过“短短几个月的胜利以来的现象，却使得我们感到无比的伤痛”。（《新闻报》1947年3月17日）正是这种悲愤之情，促使艺术家们创作出了这部揭露时弊的影片。本片于1947年2月公映，是战后完成的第一批电影作品之一。它公映后，立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田汉说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新闻报》1947年2月3日）；臧克家说：“可以从银幕上的‘二队’里，找到每一个抗战初期救亡青年的影像”。无疑，《八千里路云和月》使战后现实主义电影从一开始就立于较高水准之上。
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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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狂想曲》：描写小市民的悲喜剧
1947年11月，“中电”二厂出品了陈白尘、陈鲤庭合作的《幸福狂想曲》。影片是一出小市民的悲喜剧，一幅下层社会的生活画，通过描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遇，揭露和讽刺了战后社会生活的黑暗。编剧陈白尘在这部影片里以喜剧形式来处理悲剧内容的题材，十分耐人寻味。导演陈鲤庭的艺术处理也相当出色。
《幸福狂想曲》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尤其受到当时影评人的称许，认为它“指出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怎样一个不合理的，大鱼吃小鱼的流氓社会！”陈鲤庭拍完这部影片以后，就离开“中电”，加入了昆仑影业公司，继续进步影片的创作。
人生经历
史东山，生于1902年，原名史匡韶，祖籍浙江海宁。他之所以署名“东山”，是因为故乡海宁有一座苍翠秀丽的山峰叫东山。20岁时史东山来到上海谋生，进入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美工师。
1925年，史东山编写并导演了第一部电影《杨花恨》。1927年前后，史东山编导了《王氏四侠》、《银汉双星》等影片，这些早期作品表现出史东山倾向于唯美的艺术观。
1933年，《人之初》一片标志着史东山在创作上的明显转变。《人之初》的艺术形式依然富于美感，但已经开始和积极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他去重庆后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这些影片反映了史东山的爱国热情。
抗战胜利后，史东山回到上海，与郑君里等电影界进步人士一起筹备恢复了联华影业社（后改为昆仑影业公司），并拍出了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不仅是史东山创作上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一部作品。
建国后，史东山编导了影片《新儿女英雄传》，此片获得了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
1955年2月23日，史东山自杀，不幸逝世，终年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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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东山故居
2003年11月4日，史东山故居在海宁市硖石镇对外开放。史东山先生的夫人华旦妮女士及其子女也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开放仪式。
位于硖石镇东山脚下的史东山故居，是史东山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故居属清代晚期的江南普通砖木结构民居建筑，临街4间平房，进内为小院，院侧有小楼一间，其后石库门内有主楼3间，前有厢房。修葺后的史东山故居总面积约600平方米，采用生活复原陈列与生平、成就陈列相结合的方法，设有“史东山家庭生活起居复原陈列”、“史东山的人生历程”、“史东山的影剧艺术生涯”等。整理：张悦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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