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魅力昨天在书展上尽情展现：文艺馆举办的两场作家与读者的对话，聚集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原来放着的20多张椅子早就被占据了，后到的读者只得席地而坐，从而成为展场内的一大景观。
上午场是余华与苏童的两人谈。两个彼此欣赏的作家近来常常一起出现在媒体面前，谈人生谈作品，最近又先后在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各自的作品集，就连昨天两人的着装也
不约而同选择了条子T恤。起初，两人互相调侃、揶揄，而后逐渐切入正题，你一言我一语中不乏妙语。
作品总离不开童年的记忆
余华：我个人最喜欢苏童短篇中的少年形象。不过他在人物处理上比较平均，我很羡慕。我是一写到女性心理就发慌；他可能也发慌，只是没说出来。
苏童：我喜欢余华笔下的老年形象。他对受苦受难、心灵受挫的人物描写和把握非常好，而不在于这些人物是老人还是少年。
余华：我记忆中的海盐早已拆完了。一个人对于故乡的思念就是对于童年的追忆。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童年来决定的，因为童年赋予我们对世界的一幅基本图像，长大后的种种变化只是在这个基本图像上的修改。所以，作家的作品中总是离不开他的童年和家乡。
苏童：我的小说中关于童年的部分全发生在南方一条香椿树街。有多少记忆会融入写作？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我个人而言，应该是90％。这条街的出现，会使我童年生活的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面前一幕幕掠过，提醒我是在回味过去。写女性等其他题材时，我是小说家写故事。当这条街出现，我会从作家的心态转变为叙事者的心态。
苏童：近两年我从没间断过短篇小说的创作，说我没写新东西，我觉得冤枉。一方面，现在短篇小说的传播越来越圈子化；一方面，我自己要求又比较高，发表量就变得很小。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有一套像莫泊桑那样的短篇小说集，这几年我在为完成这个梦想而努力。至于说文集是重复、炒冷饭，我不怕这么说。现在19岁、20岁的人大都没看过我10年前的作品，而收录在文集里的作品都是沉淀下来的。
没有文学，世界会乏味许多
三人一台戏。上海作家王安忆、陈村和孙甘露下午出现在会场时，迎接他们的是坐了一地“看戏”的读者。主题“谈上海小说”是早就定的，可三个作家面对出乎意外的热烈场面竟一时无从讲起。一个小时的对话就按提问先后、三人轮流作答的程序展开。
读者：面对弱势的中国文学，你们有什么看法？
陈村：我经历过中国文学强势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文学非常茂盛，文学刊物编辑部的来稿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我有幸成为这些麻袋中的幸运者。现在文学处于弱势没什么关系，好玩的东西那么多，文学仅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要独揽天下是不可能的。
王安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千变万化，文学是第一的、唯一的。这个社会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没有文学是很没意思的，我们这些人图的就是这点意思。
孙甘露：对作者，能有更多的人来阅读当然是好事，但不能勉强。隐秘的、孤立的、弱势的，恰恰是文学存在的原因。
读者：小说的功能是教育还是娱乐？你们会不会写完某部小说就不再写了？
陈村：我不是余秋雨，不会写完一部作品后就说“封笔”了。小说家多写一点没什么不好，只是别写得太快、太水，别糟踏读者的银子就好。我痛恨小说教育功能的说法，小说和道德无关和人性有关。为什么要看小说？生而为人时光太短，看书，分享别人的人生甘苦，可以活好几辈子；我们不认识尼采、托尔斯泰，但通过书可以走近他们。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是一种幸福。
王安忆：文学是高尚的娱乐。高尚的娱乐有自身的很多要素，要享受需要做很多准备。
读者：写作是为读者还是为自己？
陈村：写作首先是为自己，自己通得过读者才可能接受，现在已不可能拥有像曹雪芹那么多的读者。
王安忆：写作肯定是从自己出发。不是对文学特别热爱，不要选择写作，写作所需承受的寂寞、孤单难以言传。我对生活有兴趣，我对文字有兴趣，这两点让我选择了小说。本报记者姜小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