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学期刊受到的关注非同一般，这当然是因为一些重量级的作家推出了新作，比如格非的《人面桃花》就在《作家》上面发表。不过最吸引读者眼球的还是《收获》，大家都想看看余秋雨的《借我一生》说了些什么。虽然余秋雨先生创造了“记忆文学”的概念，可是真正让读者感兴趣的只是他的八卦，这离真正的文学未免远了一点。
还好，文学期刊不只是吸引眼球，另一个方面，它们也确实提供文学的阅读。
石头开花的时候
喜爱诗歌的读者大概没有不知道保尔·策兰的，可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少之又少。至于他的诗歌，虽然策兰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国内对他的译介也不算少，却未必有多少真正的读者。本期《收获》杂志刊出长文《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在梳理策兰的生命历程和诗歌历程的同时，对照原有译本，新译了策兰最重要的几首代表作品并加以解说。读者从这些诗歌或许可以窥视到文学的本源之光。
保尔·策兰，1920年生于罗马尼亚。这个刚刚从奥匈帝国独立出来的主权国家在文化上显然还相当多元，作为犹太人的策兰就是在一个相对标准的德语环境中成长的。少年时的策兰迷恋共产主义，曾经为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募捐。德军1938年进入维也纳，这让身为犹太人的策兰一家感到恐慌，不过对20世纪的犹太人来说，真正的宿命才刚刚开始。
1940年，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德国人更甚，策兰一家自然也难逃厄运。194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影响了策兰此后的整个生命，那天他和父亲口角，愤而离去，到朋友家过夜，第二天回家时却已经人去楼空：全家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再也没有回来。
1944年策兰第一次发表他的诗歌，并且一举成名。
这就是著名的《死亡赋格》，一曲来自集中营的歌谣。策兰在诗中不停地重复着“死亡是德国的大师”，显然在策兰看来，集中营不应该被诗歌回避。
作为诗人，或许不应该对政治太敏感，但身为犹太人的策兰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政治上的变化引起诗人生命的动荡。1947年，策兰逃离布加勒斯特，并穿越匈牙利，最终来到维也纳，这个他梦里的故乡。此后诗人的生命要平和得多，他来到了巴黎、特拉维夫等地，然而1967年的“六日战争”，1968年的“五月风暴”还是深深影响了诗人。
而普通人对犹太人的仇视也从来没有停止，敏感的诗人在这种气氛下无所适从。
1970年策兰跳进了塞纳河，10多天之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这时他家门口的信件已经堆得像小山一样了。
1947年，策兰在献给巴赫曼的情诗《卡罗那》中写道：“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或许诗人终生都在等着那石头开出花朵，可是他等到了吗？
当童话落到纸上
《十月》的“经典常谈”栏目相当可爱，总是美文居多。
本期这篇《当童话落到纸上》写的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如此美文相伴之下，倏忽之间，读者又回到了那个读书的年代。
多年来《金蔷薇》被界定为散文的代表作，巴乌斯托夫斯基则自称这是谈文学创作的随笔。然而在读者看来，《金蔷薇》远不止此，译者曾经说这部散文带来的是“甜滋滋的快感”，而刘小枫把它看做是对“十字架受难的灵魂”的致敬。
经典作品允许人们的多元解读，它本身的含义本来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不过要真正理解《金蔷薇》的美感，还是不能脱离作品产生的年代，所以施占军没有忘记带着读者回顾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金蔷薇》的背景：著名的解冻时代。
1956年苏联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爱伦堡的《解冻》，这也使得这一年成为苏联文学史最重要的年份之一。《解冻》不是最优秀的小说，但是它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领域，而《金蔷薇》竟然也和爱伦堡有那么一丝关联。在1956年举行的庆祝爱伦堡诞辰65周年晚会上，巴乌斯托夫斯基致开会词《伊利亚·爱伦堡》。在这篇文章中，巴乌斯托夫斯基盛赞爱伦堡“是一个比作家更伟大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借着对爱伦堡的赞誉，发出了我们在《金蔷薇》中熟知的声音：“我们每个人都想像着那个人人热烈向往的时代，这是一个永久而幸福的和平的时代，自由、理智地劳动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饱经风霜的人类理应享有安宁和幸福。“
从文学的意义来说，巴乌斯托夫斯基可以归之于古典作家之列，他的文字带来的是那种文学最本原的质朴和美感，即使这些文字诞生于苦难。就如同他对安徒生的书写一样，巴乌斯托夫斯基也是个童话般的作家，也正是这种童话般的写作，为文学洗去了尘埃。
涂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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