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斌著
四十六、绝非“无为而治”（下）
———“亲民政府”大有可为
有些经济学家把台州政府、领导对经济的作用归纳为“引导、扶持、规范、提高”8个字，并作了深刻、系统的理论分析、阐述。
台州人民勇于闯荡，勇于创造，干了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干过的事，其中有些是过去不允许干的，许多做法最初甚至被看成离经叛道之举。但其中不少都得到支持，后来被实践证实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生事物。这些东西在台州能够出生并生存下来，是台州政府领导的开明、高明的表现。他们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避免了许多主观主义的错误。只要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群众脱贫致富，就没有理由反对、压制，政府就果断地为之“开绿灯”，甚至不惜为此冒些风险；有些事一时众说纷纷，认识不清，他们也不急忙下结论，更不匆匆下“禁令”，而是允许群众试一试。许多事就是通过这一“试”才证明是正确的。
八十年代初，台州一些人走出家门闯天下。面对数以十万计的人无组织的外出，也曾有人担心。过去搞惯了“车马归田，劳力归队”，这样大规模无组织的外出，还了得！而台州地委、行署领导，则认为台州人多地少，人力资源丰富，群众商品意识强，要寻找出路，这是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表现，是好事。既然群众选择了这条路，不怕辛苦，这种精神应该给以鼓励。于是，由当时台州行署发文，鼓励群众走出家门务工经商。几十万台州儿女出外打工、补鞋、卖豆腐、搞推销，在台州经济发展史上，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再说修旧利废的拆解业。路桥废旧钢铁等金属市场的形成，发展过程便充满坎坷曲折。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属材料属国家控制的计划内重要生产资料，不许民间经营。废旧金属民间可否经营？国家有关政策似无明文规定。上级主管部门的态度则十分明确：不准！当时台州交通极为不便，这种到全国各地去收购，千里迢迢运回来拆解的行当，究竟有多大前途，在许多人心目中也是一个问号。但是台州地委坚持从实际出发，支持群众这一新的生产门路。既然群众自发选择了这一行业，这么多人热火朝天地干，必然有其合理性。再从当地实际情况来看，它不仅使一批群众从中获利，而且提供了大批市场上买不到的重要原料，有力地支持台州的民营企业，何必非匆匆关掉它？还是让老百姓试一试再说。当地政府这一坚持，这个行业就得以存活，其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收购、拆解、销售、运输和加工的专业化分工的大产业。如果当时政府亮了“红灯”，毁掉的就不只是一个市场，而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并且将断绝台州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其影响难以估量，后果不堪设想。
股份合作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在台州出现，但是，这一幼苗刚一出生便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毒草予以拔除。八十年代初，在群众性办工业的过程中，这种形式又应运而生。但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甚为激烈。从一开始，台州地委及各县对这种经济形式采取保护措施，给它戴上乡办、队办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使其能够生存下来，并尽力帮助其发展。1982年12月，当时的温岭县工商局率先突破了工商行政管理禁区，给牧南工艺品厂等4家股份合作企业以“社员联营集体”企业进行工商业登记。1983年初，温岭县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正式确认“社员联营企业”为集体所有，这是对合伙企业最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台州地区的领导肯定了温岭的做法。1984年8月由台州地委行署作出了“台州经济要翻番，乡镇企业挑重担”的战略决策时，提出了“集体个人一起上，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方针，合伙企业正式成为一个“轮子”，飞转起来，这就为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尽管如此，对股份合作经济依然争论不休。1987年，台州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浙南）之长，走自己之路，大力兴办股份合作经济”。针对当时的争论，地委明确提出对股份合作企业“视同集体”的观点。这既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更为股份合作争到了合法地位和发展空间。
1989年，是台州股份合作经济承受压力很大的一年，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工作中一直存在的“左”的“惟成分论”；另一方面是股份合作经济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散、小、低”的问题。这时，台州地委、行署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向全区宣布，对股份合作制的政策不变，继续“视同集体”、一切照旧；并及时提出了“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发展与提高并举”的方针，针对股份合作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开展了“打基础，上等级”和对股份合作制本身的规范化活动。这是非常高明的举动，不仅平息了争论带来的压力，保护了群众办企业的积极性，也促进了股份合作企业的自我调整和企业素质的提高。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8月03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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