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斌著
四十七、台州实践最好的总结（一）
———几位台州老领导的肺腑之言
这一次在台州的采访，我先后访问了从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担任过台州地委和市委主要领导的徐永三、魏夏久、项秉炎、黄兴国、孙忠焕、史久武等同志。他们的谈话使我深受教益。从他们的谈话里，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系统、全面地了解台州20年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更具体、更清楚地了解台州历届领导班子在台州经济发展中做了什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现将其中4位领导人的谈话摘要如下。
项秉炎访谈纪录（上）
项秉炎，1987年5月—1990年1月任中共台州地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现任宁波市慈善总会会长。
我是1987年5月，从宁波市委副书记岗位上调任台州地委书记的。1990年1月离开，在台州经历了4个年头，实际上是近3年的时间。
我来台州前的几年时间，正是台州经济发展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地委做了大量工作，从实际出发，做“山海文章”，搞“两水一加”，搞劳务输出，发展拆解业等，决策正确，效果很好。总起来看，当时台州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了，积极性很高。但整个经济水平还不够高，结构显得单一，重复项目不少，发展路子不够宽阔。
面临第二个方面的情况是当时全国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一轮大发展之后的调整、巩固阶段，国家紧缩银根了。所以有人说，台州人命不好，紧赶慢赶，挤上了发展的“末班车”，可上车后就又赶上了“急煞车”。我在宁波工作了很长时间，知道从八十年代初到1985—1986年前的那一段时间，正是乡镇企业第一轮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银行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大批贷款源源而来。但到了1987年，形势大变了，再想拿到大量贷款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对台州的发展影响是不小的。
当时我面临的第三方面情况是，台州人民的积极性已调动起来。台州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台州老百姓勤劳，外出干零活，什么地方都去，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小钱也去赚。当时的路桥和温岭一带收旧利废的拆解业正在兴起。我初次到路桥时，使我大吃一惊，镇里镇外，街道上、马路边、农田里，到处是废旧机械，其中有很多大家伙，重达几十吨。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又是怎样山高水远地运进台州来的。当时台州路况不好，交通也不方便。那些机械破旧不堪，满体油污。还有破旧塑料、橡胶等，堆积成山。路桥人浑身油污在其中挥汗如雨地干活，真是不怕脏不怕累。别看那些废旧物件脏如垃圾，可经路桥人拆解、清洗，一台台小车床、电机被清洗、修复过后，涂上油漆像新的一般，就近卖给农村小厂使用；不能再开动的机械，也都拆解开来，成为有用的钢铁和各种稀有金属原料。这些正是当时到处买不到的稀缺物资。拆解业不仅赚了钱，也有力地支持了台州工业的发展。
通过各种门路，苦干了几年，台州人赚了一点钱，但还不够多；台州人有办工业的雄心壮志，但实力不足。这就是当时台州人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况台州发展道路在哪儿？目标当然是发展乡镇工业，实现台州农村工业化。但这时要想靠国家贷款已经完全靠不上了，要发展就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拿出来兴办实业，这是台州的希望所在，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1987年8月，地委组织台州各县、市领导同志到南北两个相邻地区，即宁波、温州去参观学习，也到苏南地区看了看。我上面说过，宁波、苏南的做法，台州学不了，没条件，也失去了时机；而温州呢，不仅当时舆论上对温州不利，老实讲，我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温州有许多创造，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我们也不完全能够明白。而且那里是以个体为主，做生意发家的，与台州人以兴办实业为主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北面的学不来，南面的也同样没法学。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从台州实际出发，学“两南”之长，走自己的路。
1987年10月，地委在温岭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统一了“学两南之长，走自己的路”的指导思想。会前，我们也总结了台州自己的经验，重点是温岭、玉环、黄岩等县农民“打硬股”联户合股办企业的经验。实际上我们下去一了解，当时在这些农村，由父子、兄弟或亲朋好友暗地里自发组织起来的联户合伙企业已有一定数量。大家入股办企业赚了钱大家分。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解决群众办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这样办的企业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效益都很好。对此，群众热情很高。专家学者与干部们一起对这种办法进行总结，称之为“股份合作制”。它既有合作制的优点，又有股份制的长处，是适合台州当时实际的一种好形式。所以1987年10月地委温岭会议的文件中就明确写道：学两南，走自己的路，大力发展股份合作。
1987年10月的温岭会议之后，台州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是从“两水一加”继续前进，拓宽了办工业的路子，以兴办实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热潮在台州大地兴起；二是温岭、黄岩、玉环等地的经验普遍推广，股份合作制在全区快速发展。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8月04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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