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酷暑，文化人推出自传的热度随天气急剧升温。吴冠中的自传《我负丹青》、周国平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赵鑫珊的《我是北大留级生》等，在媒体的喧闹中纷纷出笼。
自传首求“真实”，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最基本的环节上，引起媒体最大关注度的两本书却“脱了钩”。
先是有人跳出来揭发余秋雨回避了“文革”中不光彩的一段往事，“避重就轻，回避事实”，同时否认是石一歌写作组的成员。接着是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中的那个“不得不提及的一个人”———曹秋池（真名曹天予，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现身，愤怒声讨：“在重大事情上，周国平故意捏造很多事实，制造假象，用隐讳的手法把我说成卑鄙小人、告密者。完全不属实。”
孰是孰非？谁真谁假？双方的口水战也许会借助媒体一直打下去，留给后人的便是一桩桩被搅浑了的历史悬案，纠缠不清，追究不明。
然而，个别事件的失真与否还只是小节，关键还在于写作的态度。
是记忆力衰退？还是急于粉饰自己？沉重的历史退居为一块隐约的幕布，个人的形象却被放大。如果说周国平的告白充满悠然自得，那么余秋雨的激烈态度令人惊奇。一则名为“余秋雨优雅开骂”的消息表明，余秋雨以“书毒头”、“金牙齿”等称谓，对曾经用“咬文嚼字”不断来“咬”他的金文明、批评他的余杰等人，做出猛烈的攻击与回应。有论者认为，余秋雨的新作充满“自炫”和“攻击”。自传竟成泄愤之作，确实令人拍案。这样的写作态度，不能不令人失望。
自传的灵魂，在于以自己为案例进行深刻剖析。尼采写《看那这人》，卢梭写《忏悔录》，都将自己放在一个对立面上进行审视，充满淋漓的人性剖析与理性的哲学智慧。而如果没有一个真诚面对历史的态度，没有剖析人性弱点的思想准备，没有冷静理智的自我省察，只有自我美化，或者情绪化的宣泄，这样的自传，又何来文学性与思想性。
这些蜂拥而来的传记，究竟能留下多少价值？冯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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