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销的余秋雨《借我一生》再次让读者重温了“个人史”的概念，与此同时，网络上对“私人史”的征集也已开始，虽然“个人史”这个概念还非常民间，但它的出现却印证了时下文化环境的宽容。
“个人史”今年是主打
2003年初，《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的出版，为年内一部分畅销书定下了名宿自述的基调。之后，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陈四益的《臆说前辈》等，悄然带起个人回顾文字的风气。人们针对这种通过对一个个个体人的经历而写就的文字，为它们起了个新名——“个人史”。
当杨绛女士《我们仨》让人们终于看到了钱家的旧事风情，一个物质贫瘠岁月里知识分子家庭中的亲情被人们竞相捧读，不到一年超过40万册的销量，就成为这段时间“个人史”风行的经典。2004年，“个人史”风继续蔓延，《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郭宝昌自述》、聂华苓的《三生三世》、徐星的《剩下的都是自己》、周国平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余秋雨的《借我一生》、杜高的《再见昨天》、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系列）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个人史”。
“个人史”还没确定概念
出版了这么多“回顾叙述”，但至今“个人史”的概念还只是民间的提法。史学家王春瑜先生认为，“个人史”频繁出版是好事，“今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记忆写出自己眼中的往事，这至少是我们文化越来越宽容的表现。”
在王先生看来，这种“个人史”不同于以往的传记，也与励志类成功人士回忆自己成功经历的书不一样。它们多是以一些历史上有特殊经历的人物或自说自话，或言说他人他家事，“每个人就是历史的一个角落，无数个边角拼凑起来，可以为历史留下珍贵的侧影。”作家陈四益先生也认为，个人经历反映的往往是其身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面貌，“官书”的记录过程中材料的取舍受政治因素影响，个人史可以对这种不足起弥补作用。
“个人史”还嫌超前
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自7月份面世以来，毁誉参半，而因其中用重要篇幅讲述了他和郭世英的交往以及郭世英之死，其中涉及“告密者”问题，已经引起当事人的不满。余秋雨《借我一生》更被很多人逐字逐句地清点校正。
中国社科院不愿透露身份的张先生说，如今的“个人史”都是名人的个人史，而这些人所写文字，有些明显地带有不单纯的目的，可能为了营造出某种品质而故作“装饰”。张先生认为，就目前国人的心态，个人史出台还嫌太早，“如果我们的文化再进步一些，人们对于往事的心态再平和一些，个人史中中国社会的面貌才能更成熟些。”而出版界人士则认为，“个人史”的突然流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文化原因，主要是商业需求的促成。
记者了解到，2002年日本新潮社出版的《自己的书——2001年的记录》，完全是一个普通人对自己日常生活情况的记录，但是这种个人史两个月销售了30万本。而日本近年来每年自费出版的4万种书籍中，个人史能占到30％左右。据分析，许多人有写书当作家的追求，《自己的书》可以帮助人们简单、轻松地实现著书的梦想。
晨报记者 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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