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灾难中全国有多少人在互相伤害？我居然没做过任何一件伤害人的事，这就是区分天下善恶是非的大道所在。他们要我“忏悔”什么呢？难道要我“忏悔”拒绝造反、拒绝批邓吗？
这次我在《借我一生》中真的这么“忏悔”了，向爸爸“忏悔”：如果我随大流，不拒绝，也许能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少受一点罪。因此，我对爸爸和全家有愧。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imaginechina供图
七问余秋雨文革问题
新京报：余老师1976年从家乡回上海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清查已经开始了吗？
余秋雨：1976年9月。清查还没有开始。
新京报：车文仪是中央调查组第一次派来的清查组长吗？清查后来换过哪些人？
余秋雨：车文仪先生的地位很高，是当时上海市整个宣传文化系统的负责人，不是清查组长。写作组系统的清查组长是哲学家姜丕之先生，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后来换成王素之先生和夏其言先生。我被车文仪先生直接任命为文艺组的清查组长，理由很简单，文革后期斗争最激烈的一年多时间，我都在生病，后来又回了家乡，自身干净，又比较客观。直到“发现”了“给马天水寄信”事件，才暂停“清查组长”职务。后来“给马天水寄信”的事件搞清真相了，又遇到了“防扩散言论”的问题，所以一直未能恢复“清查组长”的职位。
新京报：夏其言当时是最后负责清查余老师的工作吗？当时给余老师下的结论是什么？什么时候解脱的？
余秋雨：不是。负责的是下面的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大家已经知道其中一人是谁，但我坚持不从我的笔下写出这个人的名字。但夏其言应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最后应该知情。当时很多人知道我有一个神秘的问题，却不知具体内容，但他已经看到了材料，那就是我随口说了句“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而且这句话也没有发表过；清查我的第二项问题“给马天水寄信”，真相他也应该知道了，那是我帮助一位残疾人到邮局寄了一封车间工人不满意车间主任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委领导马天水，这算什么问题呢？为这件事，姜丕之先生还与他争论过，说：“公民向政府机关投诉永远无罪。”对我的清查，就这两件事。现在那些人指控我的种种问题，当时听也没有听见过，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才听到。我一直无法“解脱”，因为他们查了很久，一直查不出我还有其他问题，使他们在我的问题上很难“解脱”。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夏其言，问：“你们现在还认为我有什么问题？”他非常客气地说：“没事了，没事了，你至多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嘛，谁不说错话，谁不做错事？”
我打断他，说：“慢，你所说的错话，是不是还是关于毛主席的那句话？你所说的错事，是不是还是帮残疾人寄信那件事？”他说：“不，只是泛指，只是泛指。反正不入档案，不留材料，大家向前看！”我就没有再与他多说什么。
新京报：清查工作什么时候结束的？结束后的去向允许余老师自己选择吗？
余秋雨：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彻底否定了文革，终止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上海市委书记和负责宣传文化系统的负责人因为执行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被撤职和调离，那个“清查工作”也不了了之。找工作麻烦的，应该是那些“运动积极分子”，我一直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人，根本不存在选择不选择的问题。我要告诉你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把颠倒的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扬眉吐气的是我，垂头丧气的是他们。
新京报：余老师回戏剧学院是在什么时候？回去后学校有什么反应？安排了哪些工作？
余秋雨：其实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就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只有那些执行“两个凡是”的“运动积极分子”在忙碌。我因为预见到文革必定会被彻底否定，早已在家里写学术著作。我的《历史剧简论》、《古代东西方戏剧特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论》、《三十年代中国小说论》等大部头讲义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戏剧学院新任院长苏堃先生一上任就派人到我家要我赶快回校上课，抓学术工作。学院是我的家，从未离开过，到处对我一片热情。但也有个别充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色彩的冷脸，我又没有机会告诉他们，我在写作组系统的被清查的原因，也就让它去了。
我当时的工作是主讲《戏剧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剧》这三门课，同时负责第一批研究生的招考工作。半年后，我接受陈荒煤、许中玉等先生的邀请，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并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学会秘书长。
新京报：学校复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复查？复查由谁负责？当时的具体情形是怎样？复查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结论是什么？
余秋雨：这就完全不知道了。所以前些天有人宣布曾在学校里清查过我，我大吃一惊，心想他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连我本人也瞒住了。但是从总体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复查是必要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个凡是”时期，所谓“清查”，是在不否定文革的前提下“清查”文革，怎么查得清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也否定了批邓，要查一查真正的文革问题了，因此要划出“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复查”的目的，是纠正“两个凡是”时期所谓“清查”的是非颠倒。
我当时曾想，如果写作组系统的“清查”组还没有解散，一复查，很多运动积极分子都将被列为“三种人”，而我的名誉则会彻底恢复。上海戏剧学院的复查，主要是查文革初期造反派学生，一一“记录在案”。这一点，我当时就提出，好像太严了一点。过于放纵的是做了很多坏事的工宣队员和教师里的造反派成员，以及在文革中调入学院做干部或教师的外单位造反派。
如果对我复查过，结论应该很好，因为这与我后来的任职有关。稍稍年长的读者都会记得，在当时，审查干部已经不在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只看“文革表现”，文革中稍有差池，连一个副科长也做不了。这好像也太严了一点。
新京报：余老师带《新民周刊》记者去的时候，夏其言究竟怎么说的？
余秋雨：我从余杰的诽谤文章中推断，谣言来自于“两个凡是”时期某个清查积极分子之口；但后来从古远清的诽谤文章中又发现，他们居然掌握着“清查材料”，这就让我提高了警惕。上海市档案馆和上海市委组织部、文化部肯定都不存在这种“清查材料”，那他们“掌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估计，是“两个凡是”时期的那个清查组查了我两年后发觉我的“防扩散言论”竟然符合中央的新精神，而我帮残疾人寄信的事件又实在说不出有什么错，但他们又不能承认把我这个“清查组长”拱倒成“清查对象”错了，因此就急忙拼凑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继续加害于我。
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来，形势突变，“清查组”散伙，拼凑的材料成了废纸，却被一个人悄悄收藏了，熬过几十年交给一个外地人逐条公布。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刑事案件，但必须从材料流失的第一关节点开始调查，于是通过解放日报社找到了对此应负第一责任的夏其言，为了有旁证，还带去了政法记者金仲伟先生。夏其言严重耳聋，连“石一歌”这个笔名也记不得了，听我询问，连忙说所有的材料都销毁了，只由他写了一份简单的清查报告交给了上海档案局，他要我到上海档案局去查，而且保证上面根本没写到我的名字。
我说现在报纸上有人说要公布当初的“清查材料”，究竟是怎么回事，夏立即说：“打官司！与他们打官司！先礼后兵嘛！”这些话，金仲伟先生都应该听到。金仲伟先生想借机让他谈谈对我的印象，我因为问不出材料流失的原因，就先离开了。后来金仲伟先生发表一篇报道提到了夏对我说的几句话，夏受人挑唆态度突变，闹出一大堆事出来，我们因考虑他年老病重，就不去理会了。仔细一想也有道理，因为整个事件最应负责的，毕竟是他，我在几度追问时，他已明显有点紧张。
余秋雨反问调查记者
余秋雨：你们问了我七个问题，我也能反问几句吗？
新京报：当然可以。
余秋雨：从《南方周末》到你们报纸，一连调查了那么多“证人”，其中有哪一个是我这方面提供的名单吗？我已经受诬整整六年，你看到我提供过任何一个有利于我的证人出来发言吗？你们不会以为我没有证人吧？
新京报：你确实没有提供。但如果你提供，我们也可以去调查。
余秋雨：我不会提供，因为我对你们这样的调查方式还有保留。提供一个，就变成承认了。
另一个问题是，你们在调查中听他们这些人所说的“清查”、“清查报告”、“清查结论”，都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事情吧？在文革还没有被否定的时候查文革，会有什么样的人在查，什么样的人被查？又会查出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难道至今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界限吗？
新京报：确实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但我们觉得，即使是那个时期搞的清查，我们也要搞清楚。事实证明，搞清楚，对你有利。
余秋雨：其实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搞清楚。例如最简单的问题是，他们一次次出示的所谓“清查报告”、“清查结论”，是真实的吗？是从哪个机关取得的？有资料来源证明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可怕的事。
新京报：诉诸法律是你的权利。
余秋雨：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调查了那么多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对我抱有奇怪的敌意，又拼凑了各种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但把这一切都集中起来，能找到一件我伤害过他人的事情吗？
新京报：没有。
余秋雨：那就要谢谢你们的调查，也谢谢你们的结论。在十年灾难中全国有多少人在互相伤害？我居然没做过任何一件伤害人的事，这就是区分天下善恶是非的大道所在。如果再说得具体点，你们在调查中也一定知道，我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只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期间为复课编过一点教材，写过几篇学术论文，尽管质量不高。这对一个家破人亡、忍饥挨饿的年轻人来说多么不易！那些在几十年后还对我说三道四的人，哪一个能做到？
他们要我“忏悔”什么呢？难道要我“忏悔”拒绝造反、拒绝批邓吗？这次我在《借我一生》中真的这么“忏悔”了，向爸爸“忏悔”：如果我随大流，不拒绝，也许能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少受一点罪。因此，我对爸爸和全家有愧。
本报记者张弘[ 责任编辑：李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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