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发表学术著作之后，余秋雨由讲师、教授到院领导，一路坦途。
4 转折
1983年，余秋雨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1985年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
在不能给学生上课的一段时间里，余秋雨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并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83年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他父亲十年的冤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开始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在当时获得了声誉，在此过程中，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中却对他只字未提。
按照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们的说法，“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陈恭敏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因为他原来搞理论，那时就带学生，开门办学，下码头，到黄山，1976年，他带着学生从黄山回来，在火车上看到一些标语，粉碎四人帮了。
陈恭敏回来后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当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院校建设、人才的引进、学校历史公案等等。他开始没有接触到这些，后来调到理论室做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然后又去国外参加南斯拉夫国际戏剧会议，筹办戏剧理论刊物《戏剧艺术》学报，先做副主编，然后做主编，时间将近四年，陈恭敏当院长是在1984年。
据陈恭敏回忆，当时余秋雨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正教授，是由身为院长的他特批的，可见陈恭敏对余秋雨的器重。陈恭敏曾经亲自带余秋雨到北京去，推荐《戏剧理论史稿》一书。因为陈当时是总部在北京的戏剧家协会的评选副主任，对余秋雨著作评价很高，他认为这么年轻，写出这么有分量、有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戏剧他是第一人）学术著作很不容易。并且，陈恭敏还写了一个书面评语在会上正式宣读。陈恭敏后来担任过戏曲学会会长、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此后又几次带余秋雨到文化部，推荐他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的专家”。
投票全体通过恐怕有些夸大
余秋雨的问题后来还是作为“三错”（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处理，这就是说不予追究，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当院长。陈当时器重他不是因为个人交情，也不是其他原因，主要是提拔人才，学校里需要师资，而他很努力，很勤奋，很有才华。陈恭敏说，“他做副院长我也是提名者之一，这个名单（指物色的接班人）是党委拟定的，这里面也有他，我们提名的过程是背对背的，领导层物色接班人都不跟他本人讲。他不一定知道我是提名他做副院长、院长的人之一，但是他说投票全体通过我没有印象，这恐怕有些夸大其词了。”
陈恭敏还说：“余秋雨1985年做副院长的时候，做法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干部选拔的过程规范多了，那个时候有没有投票这个程序我不记得了。陈恭敏从院长位置下来时，由党委书记何添发代了一段时间院长，因为要换届，后来强调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
拨乱反正那一段时间强调学者治校（后来证明未必就好）。艺术团体强调名演员，主要演员当团长，这股风气之下，余秋雨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人选，那时他已经有几部学术著作了。
在余秋雨职称的评定上，F与陈恭敏所说有一些差别：“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很快，在老三届中，提讲师的时候是最早的，在提副教授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异议，因为有些人讲课讲了一辈子，还是个老讲师，当时竞争很激烈，有些人退休的时候还是讲师，教授是后来补上去的，他提得比较早，所以当时在学院和社会上反响很大，这应当在1984年或1985年，他被评为教授是在副院长任期内，（具体任期我记不大清楚）。”
C99-C101版本报记者张弘
解密
余秋雨到底写过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作为存在着各种说法。但是，余秋雨到底写过哪些文章？这些文章又是什么内容？能够产生多大作用？他当年到底是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御用写手”？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本报就余秋雨当年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以及《朝霞》上的文章进行了详细调查。从中，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根据相关报道提供的线索，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找到署名秋雨、余秋雨的文章共五篇：
《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7期《朝霞》杂志“散文”栏目3-13页，全文约12000字。本期同时发表的散文有罗达成的《兴业路抒怀》，诸燮昌、钱世梁的《砂粒》、俞天白、王锦园的《爆竹声声》等等。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写的是新南县一个名叫唐进的县委书记平易近人带领知识青年和农民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事迹。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发表于1973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栏目，35-37页，全文约4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方海的《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金士靖的《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等等。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
《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人物传记”栏目，74-88页，全文约1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于任远的《漫话破“礼”》，姚克明、黄彩虹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等等。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杂志“文学史研究”栏目，30-38页，全文约9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龚青的《红灯代代有人传》，申越的《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唐思汶的《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史锋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等等。本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以作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文章最后分析了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徐缉熙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石川的《评宋江“上山”》、齐矛的《方腊传》、延风的《灵牌小议》等等。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最新透露的消息，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此外，他还负责了“石一歌”小组作品《鲁迅传》的统稿。
本报记者张弘整理[ 责任编辑：李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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