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借我一生》的时候，余秋雨肯定想到了他的历史问题将再次被提起。
采访手记
余秋雨很健谈。第一次采访时，他讲了三个多小时而不显半点疲劳。这使我想起他四处演讲时的情形。在这次交谈中，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一歌”成员，只是隐隐约约
地表示，自己当时是在给工农兵学员编教材。
一天之后，我采访到了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他说，余秋雨1972年加入“石一歌”，1973年离开。在“石一歌”另一名成员孙光萱家里，我获知了更多关于写作组的情况，对照《借我一生》中的许多曲笔，我的心态一时又很复杂。回到北京后，我又联系到“石一歌”的另一名成员高义龙，他告诉了我相关情况，以及自己在写作组的经历，同时谈到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余秋雨身上，我看到了他的复杂性。总的印象是，一方面，他对于种种批评、指责有着深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之间，总想把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隐瞒起来，或用自己的文字来进行“修正”。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再一次联系高义龙之后，高明确说不愿意再多谈，并透露出余秋雨给他打电话叮嘱过；在另一些知情人那里，我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形。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调查事件真相的决心，第二次去上海，他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也有一些知情者不愿发表任何意见。似乎过去的一切对于他们好像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一触动就会引来一阵疼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识历史，其实质就是认识当下，它是认识者在他所在时代的立场、价值观和思想深度的综合体现。即使不能“知兴替”，至少也能“明得失”。因而，我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对于真实的接近，让事实尽可能露出更清晰的面目。当我在上海的高温和烈日下匆匆奔走的时候，我暗暗告诉自己：现在，我在求“真”。
1 访问日本
1976年9月，余秋雨从奉化返回上海，10月，随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据说余秋雨在代表团中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团长朱永嘉。
蛰居奉化
1976年9月，蛰居浙江奉化大桥镇的余秋雨从两个山民口中得知，毛泽东去世了。他立即收拾行李，返回上海。
他是1975年冬天查出“GBT偏高，可能有肝炎”的，生病后，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以后领导想安排他到一个地方休养。按照胡锡涛的说法，余秋雨本想去北京养病，他当时也表示欢迎。不久，胡锡涛先后接到两位“老战友”的电话，对余秋雨都有一些负面的反映。于是，胡锡涛让王知常转告余秋雨，不同意他来北京。徐缉熙记得，此前，“当时有个传闻（‘四人帮’粉碎以前），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放。”而朱永嘉的证实是，“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于是，他去了奉化。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向写作组请假”。他在这里呆了足有大半年时间，读了很多线装古籍。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朱永嘉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朱永嘉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朱永嘉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
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于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件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原文误以为是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定。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不过，作为当事人朱永嘉的解释与胡锡涛的说法略有出入，主要的不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余秋雨就已经被确定为代表团成员：
“关于余秋雨去日本的问题，上海鲁迅公园原来有一个鲁迅展览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止对外开放了，那时要恢复对外开放，展区的内容是我去审定的，当时余秋雨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日本要办一个鲁迅展，以上海的展览为基础，因而日本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文物局建议由我组团去日本参展，在上海我就点名余秋雨随我一起去日本，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定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去不去呢？文物局打报告问了华国锋，华说还是让我去，这样我就带了余一起去了日本，按时回国接受审查，至于让余秋雨监视我，那我肯定不知情，也许真有其事，但这与当初指派他去日本参加代表团是两回事。”
根据朱永嘉的确认，出访日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在回国的飞机上，朱永嘉和余秋雨分别处于不同的机舱，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责任编辑：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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