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清宫秘史》剧照，由舒适、周璇主演。
朱石麟导演。
朱石麟重要作品《新寡》剧照。
电影笔记
香港新现实主义的扛大旗者
2002年港人曾拉出百部最佳港片片单，前10位大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比如《英雄本色》、《阿飞正传》等，到第8部时有4部影片并列，分别是左几的《帝女花》、徐克的《新蜀山》、麦当雄的《省港旗兵》、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紧跟其后的便是朱石麟的《清宫秘史》，名列12.此片在国内也算小有波澜，当人人都在为工农兵唱赞歌之时，早前深受进步思想熏陶的朱石麟却把帝王将相整成了才子佳人，显然大大地不合时宜。现在，参与《清宫秘史》的创作人员大都作古，其中，金嗓子周璇算是走得最早的一位。有场戏，是慈禧要掌掴珍妃，演珍妃的周璇执意实拍，演慈禧的演员据说与周璇有芥蒂，老实不客气地扇了过去，将周璇的耳环也打飞了。
《清宫秘史》算是朱石麟正式入港后声望最高的一部影片，在如今看来简陋的摄制环境下却拍出不凡气度来，实属不易。朱石麟做电影杂志起家，后弃笔从影，开始了40年的创作生涯。一般把朱石麟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早年在上海的“联华”时期，以《慈母曲》最为著名。上海沦陷后的“孤岛”时期，是他创作最惨淡的时段。而真正确立他在影史上重要地位的是1948年之后的“香港时期”。朱石麟以对现实的全情关注，及对中国传统人情的周密体察，朴素细腻的电影格局成就了独具香港特色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学派，也是港式喜剧的扛大旗者，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李翰祥、胡金铨、许冠文。
看朱石麟在港时期的影片，会有种看通俗小说的快感。虽全是市井琐事，对现实的批判却总能不留余地，而整个影调却一派温和。后人对他1956年的《新寡》赋予诸多美誉，朱石麟特有的温婉在这部反礼教的影片里有着足够的发挥。虽然任何类型的影片都难不住朱石麟，但他最拿手的还是现实题材作品，空间也只是在长院小厅里流连。这一点，和费穆、桑弧极为接近。只是朱石麟相较费穆，没有太多的文人气，与桑弧作品里那股知命后的从容气质又有所不同。他的社会责任感是应景而生，不提供最终的去路，而简洁明快的喜感又使他分外亲切。
也就是说，朱石麟的微言大义是浅淡的，也是持久的。
朱石麟27岁因病致残，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启了他的电影之路，然而纵观他的近百部影片，却无一己之怨气，大都明亮而轻快。相较现在一些身体健全的影人，却在苦心经营影像之颓靡，真让人不知该从何说起。赛人
朱石麟少年丧父，青年残废，晚年挨批，生命于他自身而言实在是一出悲剧。“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朱石麟对历史与人的命运有着一种痛切的关注。然而朱石麟在体验沉重生命的过程中，在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中，依旧在寻求新的生活气息，依然对社会现实给予强烈关注。在他寂寞晚年所写的一首诗中，我们或可感受到他对电影事业深切的感情和不息的热情。“莫道夕阳兴已阑，夕阳红透半边天，余辉尚有无穷热，不放完时不下山。”
回眸
以病残之躯成就大师之誉
与费穆相似，另一位具有文人气质的电影大师朱石麟在关乎香港电影复兴的时刻进入我们的视野，朱石麟被国内外誉为战后香港新现实主义电影学派的倡导者和旗手。临近朱石麟诞辰100周年之际，朱石麟的女儿、香港导演朱枫女士在1997年第三期《当代电影》上发表纪念父亲的文章《朱石麟与电影》，从中整理出若干片段，以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位无私投身电影并热心培养电影人才的大师级导演。
与费穆成为莫逆之交
朱石麟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因无力求学而出外谋生。1922年朱石麟开始为《真光影报》写电影评介，这时费穆参加了《真光影报》征文比赛获得冠军，于是两人结识，因志趣相同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以后合办了《好莱坞》电影杂志。
病榻半卧完成《故都春梦》
1923年朱石麟正式加入罗明佑在京主持的华北电影公司。1927年冬天左右，一次他到火车站接亲友，因火车误点，于是在候车室坐等赶写剧本，因太投入竟不觉冬夜彻寒入骨，翌晨突然发病，腰腿剧痛难以行动。
病急乱投医，为庸医所误使得终身不能弯腰，事业刚刚开始竟已成残疾。
卧床三年，他用一块板子当作桌子，半躺着完成《自杀合同》、《故都春梦》、《恋爱与义务》等剧本。1929年，刚能下床的朱石麟撑拐走上真光戏院的天台，天台上有一座玻璃大厅，他借用阳光拍摄了自己编写的《自杀合同》。同年《故都春梦》公映后轰动一时，朱石麟在电影界声名鹊起。
投身电影却陷入是非
1932年朱石麟来到上海，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归来》（1934）、《青春》（1934）等无声片，也管理片场和制片工作，所积累的经验，使他日后在香港主持龙马、凤凰公司的管理和制作、拍摄工作都游刃有余。在这时期朱石麟的一部重要影片就是《慈母泪》（1937），这是中国第一部老人问题的影片，对于今天来说仍有很强感染力和现实意义。
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开先曾秘密召集留沪电影导演谈话，其中有卜万苍、朱石麟、李萍倩、马徐维邦等12人，嘱参加敌伪“华影”做“地下工作”。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不顾前言，对12名导演置之不理，其工作皆被冻结。这些人外则受指摘，内则生活困苦，经过一年多的据理力争才得清白。此时心灰意冷的朱石麟决定应蒋伯英之邀，只身来到香港加入大中华影业公司。
来港开创新天地
战后香港电影界荒凉一片，尤其是国语电影。朱石麟成为首位拓荒者之一。在大中华影业公司的两年内，他拍摄了《同病不相怜》、《各有千秋》、《春之梦》等影片，当时南下的这些影人，大部分人并没有长期留港的打算，朱石麟离开上海前交给妻子500元作为临时“安家费”，是准备不久后就回上海的。
随着战后香港经济复苏，永华公司成立。这是一家实力雄厚、设备先进并网罗一流编、导、演人才的公司。朱石麟在“永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大型历史宫闱片《清宫秘史》，年底此片在全国放映，十分轰动，其后在美国、日本上映，引起国际性注目。但是这部影片却在19年后成为了他的夺命符。1967年1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清宫秘史》因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受到批判，同月5日，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这对于一生投入爱国电影事业的朱石麟来说，直如雷轰顶，五脏俱焚，当天下午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68岁。
时代风云
香港电影：蓬勃峥嵘的新一页
香港、上海两地作为最早发展中国电影的城市，在其起步阶段都有较浓的外来色彩，电影的商业化当然是不言自明的，而上海电影人的数度南下，也为香港电影良性生长与发展输送了新的血液。
背景：昔日自由港的复兴
1945年，战后香港又重新恢复了昔日自由贸易港的繁荣。一方面有着中国民族文化与地域的传统，一方面又是西化色彩很浓的洋场社会。
香港作为殖民地，对于当时的电影以至整个文化发展来说，是中国社会政治的减压器。抗战时期，上海大批作家与文化工作者迁往内地多取道香港。20世纪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后的南下人员中，其动机以及具体创作情况比抗战前时期要复杂一些。
南渡：不同的赴港情形
1946年，过去曾在“中联”或“华影”工作过的一部分人，在国民党接管上海敌伪产业后，被认为有“附逆”之嫌，没有工作，心情苦闷，同时又受到进步舆论声讨。他们受到香港方面制片家的邀请后去香港。这部分人中有朱石麟、顾兰君等，这些电影人初抵香港并没有准备久居于此。
1947至1948年间，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部署下，纷纷南下，由香港“过路”转往解放区，电影界包括夏衍、阳翰生、欧阳予倩、蔡楚生等人。
新纪元：“大中华”与“永华”
20世纪40年代战后香港电影在国语片创作方面规模最大的是大中华影业公司与永华影业公司。
大中华成立于1946年，由战时在西南经营影院业务的蒋伯英发起创办。在“大中华”成立的两年间，共出品34部国语片，9部粤语片。主要导演为何非光、朱石麟、但杜宇、吴祖光等人。而“大中华”以国语片为主这条发展路线，也确实功不可没。
永华影业公司由印刷界的权威人物李祖永创办。“永华”于1947年正式成立，投巨资自建两个大型摄影棚，还从美国购置摄影、洗印、录音、照明设备，所以“永华”以大制作出名。最有名的两部大片，一部是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的《国魂》，一部便是姚克编剧、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这两部影片后来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批评。永华公司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制片成本难以回收，在勉力支撑数年之后，最终宣告结束。张悦
整理张悦[ 责任编辑：王亚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