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等人在香港的合影。
关锦鹏执导的《阮玲玉》里有这么一句台词，“上海炸塌拉，香港发达了！”这或许能说明几分战争背景下，香港与上海这两个中国最早的电影都市之间扯不清的密切关联。1949年之前，政治立场、创作理念皆有不同的上海电影人分别登陆香港，为经历了战时停顿的香港电影注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而国语片和粤语片这两种影片在香港电影近百年中“你方
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也是国内影人影响力量的曲折反映。
时代风云
香港粤语片的“前黄金时代”
《珠江泪》剧照，由王为一导演，李清主演。
香港早期影人惯称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维持颇长时期的繁荣局面为“黄金时代”。从粤语片整个历史来说，50年代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黄金时代”的发端应该从40年代末期的序曲开始。
背景：粤人文化娱乐的需要
香港自有电影制作以来，两大片类———国语片、粤语片一直并存发展，一度还有潮语片和厦语片供应海外，从整体来说，粤语片占了绝大多数比例，最高的年产量180部。
早年，粤语片发展缓慢，直到战后初期，人们还未意识到它的巨大潜力；当港人的生活慢慢稳定之后，需要更多的文娱生活，当时最大众化的还是电台广播和电影。在华南和海外，讲粤语的人有几千万众，单是建国初期的统计就有7000多万。
事件：“清洁运动”与“南国”春秋
40年代末期，香港影坛掀起了一个签名拒拍毒素电影的浪潮，就是“清洁运动”。鉴于色情、神怪、打斗片的泛滥，“清洁运动”的口号最先由报界提出，影界一呼百应。当时已在香港赫赫有名的粤语电影人吴楚帆、白燕、黄曼梨、李清、秦剑等人发表《华南电影工作者为粤语片清洁运动联合声明》。这场运动体现了香港影人的艺术责任感，同时表达了团结合作的决心。
1949年秋，南国公司成立，当时报纸上形容它“集影界精英，极具规模”。它的幕后策划精英人才鼎盛，有蔡楚生、阳翰笙、司徒慧敏、章泯等人。“南国”原有一个庞大的制片计划，《珠江泪》、《羊城恨史》、《冬去春来》等，但计划下的另外几部影片未及完成。“南国”经验非常宝贵，后来的许多电影公司都效法“南国”的经验，它的存在虽然短暂，但对香港影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代表作：《珠江泪》为里程碑
“南国”成立之后，首拍粤语片《珠江泪》，这部影片注定是一部万众瞩目的影片。开拍和上映时都很轰动，著名影评人高明誉之为“出现华南影坛上空的一盏明灯”。
《珠江泪》广受欢迎，不仅是由于创作人员的严肃态度，还由于有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故事内容。导演王为一回忆当年拍摄《珠江泪》说：我第一次拍粤语片《珠江泪》时，有人问我对拍方言片有何感想？我认为全世界各国所摄制的影片都是一种方言片，各国都是用自己的语言。
整理张悦
电影笔记
香港与上海：电影双城相互映射
关于香港电影的传奇其实就是一个小渔村的传奇。香港原是个渔村，以粤语、客家语、潮州语系为主，属于岭南文化的边缘文化。因为香港曾为英国租用，政治、文化环境就更显得特殊、微妙且复杂。中国的变法、革命、文化运动以及各种势力都一样不落地波及到香港，且影响甚深。而香港与上海扯不清的关联在当今最时髦的语汇中被赋予“映城”之说，也确实如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取道香港的内地电影人成分、动机都不尽相同，但也确实对香港电影产生很大影响；而内地（主要是上海）不断发展着的各种电影潮流，进步电影、人文电影或者商业电影在香港电影的发展中也能找到映射和反映。
香港影业的繁荣依然是以许许多多散落着的小制片公司在宽松的环境中肆意疯长为表象的，这些出品极少的制片公司或许在电影史的大舞台上不值得一提，甚至不少是轻易就消散掉的，但这些公司呈现出的不断置换与空前散落的状态，显得那么生生不息，这似乎已经预示了一种迎接电影商业大潮的信念。当然，在当时真正显示巨大热度与理想状态预期的，还是那些政治意识鲜明、张扬的香港“进步电影”的开展。
“进步影片”的成色是这样的。1948年左右，由于内地解放战争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中共领导下的电影人士争取到资方的合作，于是先后成立了“大光明”、“南群”、“民生”以及“南国”等影业公司，作为拍摄电影的阵地。与“左翼影人”30年代在上海时的方式相似，在理论批评方面，先开辟影评的窗口，比如《文汇报》的《影剧周刊》、《大公报》的《影剧》等。国语片方面有著名的“七人影评”，粤语片也有“粤语集评”等，以遒劲坚实而激情澎湃的集体力量与明朗或不明朗的力量抗衡着。
作为一种方言电影，粤语片在香港拥有非常稳定和广大的观众群。在30年代抗战时期，蔡楚生等一批电影人南下香港和当地电影人一起把粤语片推向高潮。香港沦陷期间，香港电影人拒绝与日本合作，“一片不产”也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战后电影重建，土生土长的粤语电影对拍摄的题材和口味都有自己的观点，那些生动而鲜活的市井故事或家庭题材并没有湮没在时代的变动里。
香港就像一个万花筒，展示着各种政治、文化、精神力量在历史舞台上的复杂汇集和角力，它不是以深广而是以庞杂面世的，就像一首又一首印证着时代的复调歌曲。
张悦
寻访
“南渡、南渡，掀起一番热度”
《山河泪》、《火葬》主演吕恩近照。本报记者徐万涛摄
1947年年中，一批又一批“南渡”的电影人先后来到香港，这是继1937、1941年之后，进步影人的第三次南下香港。据史料记载，自日本侵华至上海沦陷时期，大批国人南下香港，1941年，香港人口激增至160万人。而至1942年12月香港沦陷，上百万人（包括香港本地居民）逃往内地。1945年日本败退以前，香港人口60万人，而日本败退后，近百万香港人又从内地返回。到1947年，香港人口激增至180万人。当时“南渡”香港的吕恩女士是当时内地电影人大军中的一员，她所回忆的细节能够给予我们一个接近历史的机会。
“永华”开幕片《国魂》
我们这一批人是从抗战大后方重庆回到上海的，我以前也是在话剧舞台上演出比较多，抗战后，话剧在上海不景气，我就转拍电影，在张骏祥导演的片子里出演过角色。但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很严，时局也非常混乱。比较早去香港的是夏衍，他去不久就托人通信给我们说香港那边有电影可以演，我们那时正无事可做，为生活发愁，所以就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
1948年初，我的丈夫吴祖光已经提前去香港了。那个时候，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已经成立了，老板李祖永曾在美国留过学财力也很雄厚，他不仅建了特别豪华的大摄影棚还购买了当时国际最先进的设备。“永华”的开幕片是《国魂》，根据吴祖光抗战时期写的剧本《正气歌》改编，1946年时吴祖光还在上海，李祖永还特别委托上海这边的友人龚之方，偕同大导演卜万苍从香港特意来到上海改《国魂》的剧本。吴祖光成为“永华”的元老，我正好得到“永华”要拍第三部影片《山河泪》的消息，于是很快就决定去香港了。
“坐飞机去香港很方便”
那时从上海到香港是非常方便的，可以乘船也可以坐飞机。而且飞机票买起来也很快，当天买到马上可以走，而且途中没有审查，来去都比较自由。我们去的这拨人以重庆大后方的为主，像张骏祥、白杨、欧阳予倩等一大批人，另外有一批比较集中的是“孤岛”时期留在上海沦陷区的电影人，比如白光、李丽华等人。在上海的时候，互相之间的消息都知道，到香港后因为所属公司不同，也就多为单线联系，这些电影人互相之间的人际交流并不多。
我在“永华”公司演过几部影片，该公司出品的第三部影片由吴祖光导演的《山河泪》，以及公司第四部影片由张骏祥导演的《火葬》，白杨、陶金和我是固定演员，还有其他一些演员。因为拍摄条件很好，公司还提供住宿，大家都很满意香港的生活状况。公司每个月发工资，这大都相似的，但是每个人的片酬多少也是不一样的，这跟现在的状况比较相似。
选择留下或者离开
当时我和“永华”签订的是“戏部头合同”，相对来说更自由些，就是拍完一部再签一部的合同，我和白杨签的都是这种合同。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三年、五年的合同，也有很多人签订了这个合同。我在香港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因为意识到自己早晚是要离开的，还有些人一辈子就留在了香港，心情也都比较复杂的，但是他们后来为香港电影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0年，我离开了香港还是先回到上海，当时为我们参与的影片拍摄剧照的师傅给我们每个人一套精美的黑白剧照留作纪念，这本影册至今我都十分宝贝地珍藏着。这也见证了我在香港的一番经历。
口述：吕恩（主演《山河泪》、《火葬》，现居北京）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世界风云
拍摄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瑞芬斯塔尔成为战后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一直到1949年她才终于结束牢狱生活。
1949年，美国罗伯特·罗森拍摄了《当代奸雄》，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影片通过一个无名之辈爬上权力顶峰的历程，揭示了政治的腐败。
1949年拍摄的《攻克柏林》与后来摄制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统称为“解放三部曲”，影片被视为斯大林故世前过度个人崇拜的鲜明例子。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责任编辑：李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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