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话·经济强国
姓“资”姓“社”之争
2002年9月8日，贵州都匀古镇石板街，一摄影店前摆放着邓小平的画像。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摘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综述
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这些寓言，赤裸裸地显示了当时姓“资”姓“社”问题的尖锐。
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姓“资”姓“社”问题就处于一切思想问题的中心。特区、农村联产承包、证券、私有企业、外资企业，总括起来就是市场经济，长久遭受姓“资”姓“社”的质问。
对这种以社会主义之名的质问，当时社会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即使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者邓小平，也有一个逐步解答的过程。
不仅由于问题本身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也由于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社会观念的无物之阵。举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市民从集市上买了一只5分钱的鸡蛋，转手以6分钱卖给邻居，他就可能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事实上，投机倒把作为一种罪名直到1997年才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姓“资”姓“社”的回答更多是侧面的、否定式的。实际上小平的思想也处于发展中。比如上世纪80年代提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这句话后来发展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再如1979年邓小平面对外国人士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这个论述后来发展为“计划经济为主，辅以市场”，再发展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这些回答后的总体思路，是“不争论，大胆地试”，“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姓“资”姓“社”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在大胆尝试中超常发展，冲决了很多问题的界限，又引发了更多问题和矛盾。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孰优熟劣，回答这些争论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全面解决了这些问题。邓小平一开始就主动提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明确给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根据这个判断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本质问题解决以后，计划和市场的优劣问题也有了明确的回答：“两者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结合南巡的其它言论，这实际是指出市场要多一点，市场优先。
姓“资”姓“社”的死扣一旦解开，市场化的大潮便不可遏止。姓“资”姓“社”和计划经济不再是社会的主题词，中国的思想争论和社会矛盾进入了新的阶段。
故事
小平“力保”傻子瓜子
年广久开怀畅谈往事。
“他多次提到我，但绝对不是说我一个人的，而是以我为代表的一群人。”8月6日，年广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在民间，年广久有“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之称。
年广久第一次被小平同志提及，是在农村改革初期。
上世纪70年代末，年广九的“傻子瓜子”生意越来越火，更牛的是他开始雇人帮忙了。敏感问题随之而来：雇工是否属于剥削？安徽省农工委到芜湖调查，调查报告基本肯定了雇工的做法。报告随后被呈送至邓小平阅处。
1980年，邓小平对个体经济发展给予了肯定，并就一些人对“傻子瓜子”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看一看”。
此时的年广久并不知道自己已逃过一劫，他在芜湖家里“傻呵呵”地炒着瓜子，数着钞票。
此前，年广久曾两度入狱。一次在1963年，因卖水果，“罪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一次在1966年，因卖甘蔗，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
第二次被小平同志“点名”，是在1984年，又有人要动“傻子”。
这一次，他同样不知道，又是邓小平把他“保”了下来。
当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但是，一个两次被邓小平点名“保护”的人，仍就不能幸免于“难”。
1987年，年广久刚推出20多天的“有奖销售”被叫停。他随即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等8个部门写信，“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后来，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羁押。
1992年初，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把“傻子瓜子”提到了事关全局的高度：“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当年，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羁押5载的年广久被释放。
很快，他重操旧业，“傻子瓜子”东山再起。
年广久说，他坚信，小平同志一定看到了他写的信后，才提到他的。
“我们全家感谢小平同志，是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政策，让我有了今天的事业。”年广久说，“我将在8月20日之前赶到四川广安，参加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年广久开怀畅谈往事。
访谈
由计划到市场曾有回潮迹象
在我国社会市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邓小平是怎样起到关键作用的？8月12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赵长茂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1989-1991，计划经济思潮有回潮迹象
新京报：从学术研究看来，您认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什么时候？
赵长茂：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看法，这可以看成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性观点。
新京报：学术界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
赵长茂：当时学术界并不知道这事，因为是内部讲话没有公开，学术界是后来才知道的。
新京报：那从后来的研究看，当时邓小平说这话的背景是什么？
赵长茂：“文革”后，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社会产品缺乏，邓小平提出这个观点是他放眼世界、观察世界大趋势后对我们多年搞计划经济的一种反思。
新京报：邓小平提出这一观点到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过程？
赵长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了划出部分市场通过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但十三大报告后来遭到了理论界部分人的否定，计划经济思潮在1989年到1991年有回潮的迹象。
新京报：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赵长茂：1989年小平同志在会见军队军以上领导干部时还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由于当时的理论界对此有异议，后来的提法又变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与“调节”只有两字之差，但内涵却大有不同。
新京报：您觉得这次回潮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赵长茂：1990年发生了东欧巨变，不久后苏联解体，那样的背景下，有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疑问。邓小平同志后来也说“这几年也就是个稳定，这是我真正睡不着觉的问题，这几年的功劳也就是稳定。”
1991-1992，小平解开姓“资”姓“社”死扣
新京报：后来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小平同志又有过什么论断？
赵长茂：1991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前几次不同，那一次他参观企业、视察工厂，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深化改革的讲话，指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
新京报：讲话的引领性精神体现在什么地方？
赵长茂：他在讲话中指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这就把过去人们头脑中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想法指出来了，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归属于制度的范畴，而是两种不同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用。
这正是小平同志的功劳，解开了人们观念中的“死扣”，摈弃了“公有制不能搞市场经济，除非在私有制下搞市场经济”的想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新。
新京报：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什么作用？
赵长茂：他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南巡讲话为党的十四大做了思想理论准备，正是在邓小平这种理论的指导下，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南巡之后，姓“资”姓“社”争论开始淡化
新京报：我们知道，南巡讲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的理论作用是很大的，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讲话的。
赵长茂：我是春节后从几个搞研究的同事那里知道的，当时讲话还没有向外公布，是没有经过整理的内部稿件，里面有很多话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感到里面有新东西。
新京报：从研究者的眼光出发，您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赵长茂：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始了，理论界的是非、无谓之争可以结束了。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姓“资”姓“社”的争论就开始淡化了。
新京报：小平南巡讲话后有什么反应？
赵长茂：就拿我们中央党校来说吧，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江泽民同志6月在省部级培训班毕业典礼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定性的，而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央党校就觉得市场经济理论应该进课堂，把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作为主线贯彻在讲课中。1992年下学期，怎么贯彻邓小平的新思想就成了教学重点。1993年，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主要的教学科研重点。
新京报：从一个学者的眼光，您觉得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赵长茂：某些方面还有着计划经济的痕迹。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经济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过多地通过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有的国有企业还不能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有行业的行政垄断，竞争不充分。
由于这些原因，在某些地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消除，市场规则还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 责任编辑：李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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