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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让以塞亚·柏林将目光投注到这块领域。对于这个九岁离开彼得堡的犹太人来说，这是历史充当了一次漫长回音过程。在其论著《辉煌的十年》中，他试图阐述自1838年到1848年最早的一批俄罗斯知识阶层是如何将目光面朝再往欧洲的西部（主要是德国与法国），将其干涸的触角攀附在这些异域的思想之上。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被当做抽样标本，并因此证明了在观念史上，俄罗斯精神的形成是如何开始的。这是第一代从欧洲归来的年轻人，他们开创了俄罗斯独有的一种批评散文，并因此拥有了光辉的意义：“在文学及道德上，这些人有一股非常自觉的团结意识，而这意识在他们相互之间造成了一种诚如兄弟的感觉，以及满腔齐心一志的感觉”——这是对别林斯基那一代的描述，这里充满了一种公社般的理想主义。但这种默契十分的短暂，即使是早期的这些人在面临思想的分歧的时候，便已经显示出其追随圣徒般的勇气。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别林斯基与他一直推崇的果戈理愤怒地划清了界限，这封信的语气奔涌如解冻后的河水，让赫尔岑认为是天才之作，也差点将陀斯妥耶夫斯基送掉了命，由于他在一次秘密集会中朗读了这封信，他被判了死刑。
以塞亚·柏林的《俄罗斯思想家》发表于1978年。相比较而言，放弃这种群像般的刻画及置于时空的分析，俄罗斯人自己对于命运的考虑从来没有停止，从最开始的一代人便相信这片土地正处于变革的瞬间，这种看法持续了几个世纪。前途一如平原上的大雾，这种未知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激动不已。“怎么办”是十九世纪俄国的大命题，在短暂的30年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列宁都曾以此问题为书名。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诱惑，而且这些自觉的精英为这种使命感显得焦灼而热切。在《俄罗斯知识阶层的诞生》里出现这样的感叹：“连法国大革命在内，不会有任何事件在事前的一个世纪里经过这么多的讨论与思考。”在这段思想论证里，思想精英们经过这个漫长的讨论已经让俄国上层意识变换了几次风潮，但是这些思想在面对如此巨大的缺乏教育的农民时，影响实在太微弱了。而后的革命证明，只需要选择一种粗糙的技术学，整个民族便会沸腾。但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游移开社会政治角度，认识由此逐渐形成的俄罗斯性格，对于我们去理解这个民族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文化集体运动或许将会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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