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庞朴住在他的老房子里面，早年经历的沧桑在他的内心里已经归于平静。
国民党“录士”的转变
我17岁的时候，跑去参加国民党招聘人才的考试，考上江苏省财政厅的财务人员，然后被派到江宁、苏州等地方的税务局去当“录士”———抄公文。我那时什么都不懂，纯粹
是为了糊口来做这份工作，没想到它后来一度成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当时我的月薪是200斤大米，因为钞票容易贬值，所以发米票。这个薪水也不算特别高，只是饿不死。
我的转变是在苏州有机会接触地下读物的时候开始。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地下党办的“文心”图书馆，它在一个拐弯抹角的小胡同里。都是偷偷地去看，弄不好就会被国民党当做共产党抓去。我有个非常要好的中学同学起先和我一样考进江苏省财政厅，他被派到镇江，后来跟着国民党上了台湾。一直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死掉了。1992年的时候我们才再见面，我没料到他去了台湾以后还是一直在财政系统工作。
国共两党隔江而治的时候，年轻人往解放区跑就好像现在年轻人想出国的心态是一样的。我是1949年的1月10号过江，和两个朋友把国民党的钱换成银圆，买了几本蒋介石的书放在一些进步书籍上面，主要是怕过封锁线的时候被国民党扣住。船开到交界处，出国民党区时，给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一些钱，他就放我们走了。进到两党都不管的地带，心里那个害怕啊！一直趴在船底不敢动。到共产党的管辖区域，小八路把我们的书和照相机全没收了。但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到了解放区就是找到亲人了！果然，直接找到县政府就要回了东西。
原先，我们的目标是河北省的华北大学，但走到济南去机关换饭票时，被劝说：“留下来和我们解放军一起过江吧。”实际上他们并没带我们过江，因为我们这些人只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皮毛，没有经过一天共产党的训练。
于是我们就被留在华东大学学革命人生观、了解政治形式，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他什么都不学。
批人者反被人批
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大家交代思想，比如“我骄傲”、“我怎么能馒头吃不了就扔掉半个呢？”都心地坦诚，自觉自愿地把“肮脏”的思想交代出来。不光我们小青年，老教授也会交代出自己在学术上瞧不起谁。
五十年代苏联派专家来中国教学，先生来了，没有学生，所以要求各个大学派人来北京上课。教务处一声通知，第二天我就去了人民大学学哲学。我们都是不商量的，根本不用问为什么你要学这个，这就是革命任务，用不用不是你的事情。如果让我选，我绝对不会选哲学，我会选文学。但是分配你去了你就要去，不会觉得得到什么也不觉得失去什么，根本不想，想了也没用，连“想了也没用”这种想法都不会有，就好像种地的时候要你去打一桶水来这么简单。
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大家都是从哪来到哪去。回来后我就变成教员，教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这时候开始有想法了。因为全世界只有五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能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余的我们就是照着念，只有犯错误的机会，讲对了是应该。我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发现里面中国的东西比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我决定转到中国哲学。
1963年毛泽东提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冯友兰成为我们中国哲学史界最重要的靶子。当时有个说法，说大家批冯友兰是为了批唯心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夺取阵地，我们都是在这个号召下写的批判他的文章，当做非常自觉的任务。
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被斗来斗去。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我被办了个展览会，贴着关于我的漫画，把我画成猴子，还让我自己去讲解，侮辱人到这个程度！我完全讲不出口，一张嘴就要掉眼泪。当然委屈，我肯定是一颗红心向着党，我是拎着脑袋跑到解放区来的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委屈、难堪、难受、丢人……他们毫不留情啊，也不是，有几个人也是好的，他们是任务在身，身不由己。
我有个学生叫罗祖基，我老批评他，他大三的时候就写批判教授的文章，写得真好！他一辈子就老是写与这个商榷、与那个讨论的文章。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搞了好多年的劳动改造，文革结束被平反之后，他来找我帮忙说想回到山东大学去教书，其实他是非常好、非常有见解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整天批评别人，所以没人肯收他。我劝他不要与人辩，老老实实写自己的东西吧！但他不后悔，后来还是不断写这种与人商榷的文章。这个人现在在安庆养老，完全被埋没。
政治下的学术
我最早发表的一篇论文是《否定之否定》，当初写《否定之否定》的原因并不是我喜欢方法论。原因是，1953年以后，社会上开始反斯大林的风潮，批判他的政治错误，生活错误。我发现斯大林还有个理论错误：斯大林不讲否定之否定，而马恩是讲的。斯大林为什么不讲？毛泽东不讲，他也不反对讲。这个论文的结论就是：斯大林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去除斯大林的错误，洗去斯大林带给我们的各种影响。
1977年，我的《公孙龙子译注》印了40万册，说起来这是一个大笑话。文革以前，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给他们写一本书叫做《公孙龙子研究》。交稿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停止。我到乡下劳动去了，突然有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来找我，说要把我的稿子里翻译的那部分单独拿出来发表。为什么？儒法斗争的需要。江青说中国历史就是儒法两家的斗争，现在要把历史上所有人都分到这两个阵营里。简单说，好人在法家，坏人都分到儒家。公孙龙被他们分到法家队伍。上海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就把我文章里逐字翻译公孙龙文章的部分挑出来出版。那时候中国几乎一片空白，所有杂志只剩下《红旗》，书只剩下《毛主席语录》，所以这一印就不得了，出手就是40万，全都卖掉。我没收到任何稿费，也不觉得这是得宠，因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没有发表的那部分。
后来我基本顺利。1974年的时候，毛泽东要恢复《历史研究》。那时候任何单位都有派系斗争，根本没法工作。组织部想了个点子：一个省出一个人，可以防止产生派系。我就这样从山东调来北京。
我与世无争、所以相安无事。因为要排挤我太容易了，从我当过国民党财政人员抓起，辫子一大堆。我的工资从1958年到1979年，二十年没有动过。1988年，我在外出差，回来就看到桌子上一张纸条通知我退休。我现在是老百姓，归民政部管。我有一大堆兼职教授的名誉，但不属于任何组织。
我快八十岁了，如果我还能做点事情的话，剩下的就是这几件：把“一分为三”理论体系化、“三重道德”思想明朗化和普及“火历说”。但我精力有点跟不上了，如果哪个学生愿意做，我愿把全部的材料和想法都告诉他。
我在现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二十年，很多人会觉得我的房子破破烂烂，但我觉得很好。我1976年来北京，三代人住在一个教室里，用白布帘子隔成四间，也很好，可以念书、写字。以前还有不能念书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桌子，我就在老婆缝纫机上写字。现在这里更好，有人说你应该装修一下，我说我啊，现在该装修骨灰盒了，装修这个干吗？
人物档案
庞朴
1928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山东大学讲师、《历史研究》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
专业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学善于小中见大，爱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写出别具风格的文章；其《说“无”》、《相马之相》、《解牛之解》，便是常为人们称道的代表。
1982年，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主要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
1995年春天，庞朴访问海德堡大学黑格尔当年讲堂，不由得想起黑格尔先生的放言高论，说是中国硬是没有某种“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其实，就在他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一百六十四年，中国庐山脚下，一位比他大上一百六十岁的避世僧人方以智，正在撰写一部叫做《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着重阐发的，正好就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和黑格尔比翼齐飞，毫不逊色；而且由于早出一百六十多年，直可看成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于是，庞朴发了一个宏愿，也可以说准备冒一次大险，决定着手注释方以智这一论著，以飨世人。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重新点燃了庞朴20多年前爬梳马王堆汉墓帛书时的好古之情，于是对荆门郭店竹简进行逐篇研究，提出了儒家三重道德论、从心旁字看思孟学派心性说等精辟见解，并据竹简材料对当年发挥过重大影响的《帛书五行篇研究》进行增改，重写成《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一书，已由台湾万卷楼于2000年6月出版。为推进简帛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庞朴倡议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并在互联网上开辟了“简帛研究”网站。
链接
汤一介说庞朴
我认识庞朴很久了，文革以前我们就在会议上见过面。1984年，我们一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民间社团）。当时得知他正在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约请他与我们一起做这个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的工作。
我对他“一分为三”的观点存疑，譬如：孔子讲中庸之道和过犹不及，“中庸”和“过犹不及”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还是觉得“一分为二”比较合适。不光我，很多学者都对他的这个思路提出想法，但学术问题是不可以定为一尊的。
“火历说”是他提出的新想法，也是一家之言。现在大家并不特别重视，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但真正讨论的人不会很多，因为它太专门了。
他是一个很杰出、很有创见的学者，跟各方面的人都能和谐相处，绝不会盛气凌人。我跟他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很愉快，他会对我的工作提出好的意见。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口述：庞朴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刘晋锋[ 责任编辑：李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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