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期：1951-1953年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姊姊妹妹站起来》是“文华”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由陈西禾导演，影片以真实人物的生活素材为基础进行创作。
电影笔记
因民营电影业消亡而丧失的可能
1952年12月的一天，一块崭新的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牌，悬挂在当时位于徐家汇的昆仑影业公司大门前。
从这一天开始，包括著名的文华、国泰、大同公司在内的8家民营电影公司，以及刚组建不久的公私合营昆仑长江联合电影制片厂，全部并入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至此，中国民营电影的国有化改造宣告完成。
民营电影在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它们在开拓中国电影事业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抹杀，但孱弱的经济实力和缺乏规范保障的市场环境使它们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先天的弊端。
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与乱象丛生的市场投机更是把它们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即使这样，民营电影厂的老板和员工为了养家活口，也为了向黑暗的现实表达自己的抗争，还是奇迹般地在破败不堪的摄影棚里创造出了不朽的昆仑风格、文华风格。新中国建立之后，它们积极投身于民族电影的重建，创作出了《关连长》、《太平春》、《我这一辈子》、《腐蚀》、《方珍珠》等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从题材多样性和艺术形象的丰富性角度，对国营厂出品的影片形成了一种有力扩展，使建国初期国产影片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但是，与此同时，潜藏在创作主体与新政权艺术规范之间的诸多裂痕也暴露出来。文艺界和社会舆论没有给予民营电影以足够的耐心和宽容，在《武训传》批判运动之后，不能兑现对民营电影的政策承诺。尤其是来自舆论界的批判和否定对民营电影的票房产生了致命的打击。苛刻的政治评价，再加上当时严峻的财经形势，使民营电影的生产经营、发行运作、物资供应等许多环节都不堪重负。据估计，解放后不到两年时间里，民营电影的亏损总额高达200亿元（旧币，约合200万新币），而同期国有银行对8家民营厂的放贷总额也不过只有210亿元。这一结果最终导致民营电影不得不在政治、经济、舆论的多重压力下选择了国有化道路。
对民营电影从业者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最佳选择———至少老板们不必再为回收拍片资金而到影院去打地铺，创作者们也不必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去讨好制片人来为自己“攒门路”。然而，民营厂的消亡对整个中国电影而言，却绝不仅仅只是少了几家制片厂的问题。中国电影因此而丧失的或许还有关于“市场”的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运营机制、管理手段、创作意识和作品形态。甚至，还有对国产电影发展途径多种可能性的选择机会。
石川（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作品
“文华”公司晚期力作
1949年—1952年这几年间，私营制片机构一直动荡不定，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拍出了五十多部影片，弥补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数量不足之缺陷。私营厂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延续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传统，“文华”晚期除出品《我这一辈子》、《关连长》之外，还有《腐蚀》、《姊姊妹妹站起来》等很有代表性的影片，“昆仑”也推出了《我们夫妇之间》，为私营电影业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位置增添了一抹异彩。
《姊姊妹妹站起来》：“学者导演”的创举
本片完成于1951年，编导是被誉为“学者导演”的陈西禾，主演李萌等。
此片创作来源于生活的启示，导演受到1949年底迅速取缔妓院这一令人拍手称快的壮举的启发，为了真实再现烟花女子的遭遇与获得新生的生活实际，导演陈西禾决定以真实人物的生活素材为基础进行创作。影片对纪实美学风格的追求比较明显，这部影片是陈西禾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但在电影表现手段的掌握上，并没有生疏之感。而职业与非职业演员的默契配合，更显现出影片在“生活化”基础上的和谐。
《腐蚀》：“强强联手”
“文华”于1950年摄制的《腐蚀》是一部“强强联手”打造的影片。影片剧本系柯灵根据茅盾于1941年所写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导演黄佐临，主演石挥，每个名字都如雷贯耳。影片的题材和样式都很难定位，既不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更不属于“反特片”，是以女特务赵惠明为主角，编导并未完全采取简单化处理，而是强调人内心复杂的一面。显然，这样的艺术处理与当时不少影片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有所不同，这在当时情势下实在有高人之处。
整理张悦
见证
亲历者马景源老先生细述“联影”始末
被忽视的一年，公私合营的划时代
中国电影业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步伐非常快，中国私营电影制片业的迅速消亡———国有化，比其他行业提前三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记者幸运地联系到经历这次电影业改造的当事人，现年86岁的马景源老先生，因为当时直接参与的人本就不多，事经五十年后在世的人就更少了，老人对记者说“记下这段历史作为今后的参考”。
为脱困到北京请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当时的电影界除了“文华”公司还在正常拍片外，其他几家私营电影公司已经停顿生产，以影片做抵押向银行巨额贷款已达几十万元。这样的局面就很难维持了，所以在解放初期，很大一部分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困难都想从政府那里获得支持，于是几家电影公司就讨论如何摆脱困境。于是，就在1951年的8月上旬，各电影公司的代表来到北京，找到了当时在羊市大街的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进行汇报。
最终提出国营方案
“文华”公司当时到北京汇报的代表有黄佐临、桑弧、石挥、吴邦藩和我，大家主要围绕剧本、资金、审查和发行、学习等困难，提出了一个联营性质的总公司，最后沈雁冰（茅盾）和周扬副部长要求大家按实际情况进一步考虑，然后提出书面意见。
当时各电影公司的实际情况也各不相同，开始“文华”认为自身还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其他几家公司也认为成立总公司联营或公私合营都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于是，就提出干脆由国家收购直接纳入国营的方案。虽然“文华”公司还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最终顾全大局还是统一了意见。由电影局报文化部中宣部审批，中宣部同意该方案并于8月下旬在文化部电影局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方案及几项原则。在北京历时将近一个月，离行前设宴在“丰泽园”，公司代表以及有关领导和在京文艺界人士都参加了，简直盛况空前。
回到上海筹备“联影”
我们一行人回到上海后，就立即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清点和估价小组，按照各厂的固定资产，在册的残值进行清点并作价造册。当时上海所谓的八家私营电影厂，那时实际只有四家就是“文华”、“昆仑”、“国泰”和“大同”还进行活动，像“大光明”、“华光”、“大中华”都只有摄影棚了，工作人员早已走空，但是那少量厂房按照政策估价后归入国营“联影”机构（国营联合电影制片厂）。
“联影”成立，运动开始
1952年1月初，在“皇后大戏院”召开国营联合电影制片厂成立大会。同时下设三个摄影厂，第一摄影厂就是上影现在所在的地方；第二摄影厂是现在上海“科影厂”的厂址；第三摄影厂在大木桥路41、42号，这是原来“国泰”、“大同”的厂址，后来改为上海电影附属厂以及上影厂的宿舍了。实际上，“联影”存在的短短一年时间除了个别厂做电影拍摄的扫尾工作外（如“文华”拍摄鲁韧导演的《太阳照亮红石沟》），基本没有摄制什么影片。
1953年2月，“联影”宣告结束，与当时新成立的上影厂合并为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个非常庞大的电影机构当时拥有2000多人。
口述：马景源（现年86岁，现居上海）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