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正上大学，一时大家都在读《围城》；我有一本1980年版的，被同学借来借去，看得不成样子。此后好像再没有别种小说能这样轰动一时，而且不是炒作，全凭一己兴致。昨天有位大学生来访，我问《围城》怎样，回答说不过尔尔；那么起先我们热中什么呢。或许这书写得太聪明，而聪明人那时久已不见；以后大家都聪明起来，它也就不那么惹眼了。
其实《围城》原本不止聪明，这只是层面之一。聪明在于语言及与之相关的一部分意思，以水作喻，好比浮沤，底下还有潜流，相当深沉，揭示了无奈苦涩的人生实相。此书说得上亦喜亦悲，其间张力极大；前一层面虽然可能掩盖后一层面，却并未抵消后一层面，这显出作者的高超功夫。所以不能讲那些比喻形容多余，只是别光盯着它们就是了。当然要想忘掉也不容易，———聪明与聪明不尽相同，钱氏的聪明毕竟颇富魅力。前述对于人生实相的揭示，现代小说家绝少能够做到；而且揭示之时，态度仍很冷静，并无廉价同情心流露。这种冷静与聪明背后的冷静打成一片，作者看待可怜与可笑的人乃是一副眼光；然而可怜又不尽同于可笑，无非都是众生相之一罢了。
这样的想法，记得后来对作者的女儿钱瑗讲过一些。我们有一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我叫她“阿姨”。八十年代后期，我正逢困顿之时，经常去她家里谈天。几乎都是我开口，话题以文学为主，包括《围城》在内———当时据以改编的电视剧正在播放，在我看来简直糟蹋了原著；她和蔼地微笑着，间或插一两句，表示同意与否。将近十年后，我去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看见鲜花丛中，那张脸像是蜡雕的，不见丝毫暖意，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曾经托她把《围城》等带给钱锺书，请他签字。此等举止我迄今也只做过一桩。钱著七种，写的都是“进文小友览存”，印章却各不相同。我想这是前辈饶有情趣之处，亦是不肯敷衍之处；过去读《围城》、《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觉得他自恃才高，傲视天下，敢情是片面印象，实际上丰富得多。
前不久我读杨绛所著《我们仨》，其中写到钱瑗许多事情。回想起过去那段交往，我很怀念她，却难以著之笔墨。《我们仨》分三部分，第三部分是纪实的写法，类乎从前的《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和《记杨必》等；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引子，第二部分是一个“万里长梦”，写的是“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为什么用这种写法呢，大概是不忍心正面描述人生那最残酷的一幕罢。这是一本悲哀的书，字面却那么恬淡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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