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1951年生于北京，2003年参与在河北省定州市组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推举为院长，同年获CCTV颁发的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奖。供图/Photocome
温铁军语录
我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的学术研究的“
学者”。……搞了20年的调研，到现在也不过只是收获了一堆困惑，因此，说实在话，我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困惑。
对话：“在路上”的思考者
新京报：你最近出版的《我们到底要什么》、《解构现代化》与以前的著作很不一样，最明显的区别是对于宏观问题更关注一些。
温铁军：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三农”问题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六大强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问题密切相关。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差距”。我一直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是宏观问题，不是微观问题。应当用“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从九十年代以来，我不再强调农业，而重视农民。这两本书里的部分篇目主要是从宏观问题入手，提高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我从很早以前就提出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20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
新京报：那么“三农”问题就不可避免吗？
温铁军：“三农”问题是所有人口大国向工业化城市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中国也不能幸免。因此，这些年来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到底要什么》收入的主要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对客观问题思考的一些文章。《解构现代化》是配合“三农”问题研究所做的演讲，其中主要涉及科学发展观、“三农”问题与宏观性。
新京报：你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应当从哪些地方入手？
温铁军：“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农业问题，也不能仅从农业问题着手来解决，要采取综合性措施。第一，农村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稀缺、短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提法，要多搞一些金融制度创新，来服务于农民；第二，应当允许农民形成合作组织进入非农业生产领域，比如金融、保险、购销、餐饮等行业并给予政策扶持，同时减免一些相关的税项。也就是说，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有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新京报：那么，户籍制度是否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严重制约？
温铁军：户籍制度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原因。我现在在大连做调查，这里的户口问题全解决了，可是政府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类似福利、医疗等问题难以真正解决，可能还会有一些新问题滋生。比如，仅仅是计划生育这一项，政府就要增加上千万元的投入，而以前的村社却没有这项开支。关键在于加强社区自治，户口只是一种现象形态。
新京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就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而设立的吗？现在是否达到了你当初的预期？
温铁军：这个学院是农民办的，我主要是帮助他们，与他们分享经验。我当初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要做出巨大的成绩，所以也谈不上达到某些设想。同时我认为，不能指望学者开出一个包治百病的“千金方”。
新京报：在你的书中可以看到，你不同意跟随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亦步亦趋，而是主张从本土的实际状况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我想，这也是你强调“用脚做学问”的原因之一。
温铁军：我国正处在朝着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如何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中国学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但是，有些学者主张模仿西方，在朝着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主动搞一些贫困人口的居住区（就是人们常说的贫民窟）。对此，我坚决反对。我去过国外几个大的贫民窟，其中有巴西、墨西哥等地。那里毒品泛滥，治安很不好。如果以贫民窟为代价发展现代化，那么就不能谈现代化。像印度有上百万人的贫民窟，几乎是一个城市人口的规模了，那里显然也没有现代化的制度。
新京报：说到政府的作为，我想起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前者主张政府干预，后者主张自由市场。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分歧？
温铁军：我不觉得两位大师的讨论与我国国情有直接联系，主要是语境相差太大了。比如政府的调控，在我国，农村的某些现状会使得交易费用过于昂贵而不能交易，这与他们的争论差别太大了。
新京报：一些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现在遏制中国发展的瓶颈是制度问题。你怎么看？
温铁军：不同资源环境条件下的工业化会导致不同的制度形态。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的国家，所以不能照搬那些资源宽松、人口稀少国家的制度。我曾在另一本书里面说过，制度是一定资源约束下的要素结构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新京报：这种说法与他们的差距很大。
温铁军：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不大，因果关系有时是可以互换的。
采访手记：约到温铁军的电话采访几经周折。电话中的温铁军谈吐很流畅，我想这是因为他长期做实际调查研究、有很多想法的缘故。由于在农村长大，父母至今仍生活在农村，所以，我与他谈得很投机。他无意中的一声“伙计”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亲切，油然想起了当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个小品。“用脚做学问”的方法有一种农民的质朴和实在，它意味着对真实社会的深入了解———这使我对他更增添了几分敬意。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评介
《我们到底要什么》温铁军著，华夏出版社2004年5月。
《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温铁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让农民代表农民
书评人萧武
199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浩荡如江河决，商业社会的幽灵紧随其后。当人文知识分子们高喊着保卫人文精神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姿态刚好契合了商业社会里的“潜规则”———姿态秀。不期然之间，当他们还在为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辩论的时候，中国已经到了“后现代之后”。反抗与迎合在“后现代之后”的资本主义时代里其实并无分别，都不过是吸引眼球的方式而已。
如此看来，农民这样前现代的事情成为1990年代学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显得合情合理，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当那些连农村为何物都不知道的博导教授们到处发表关于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演讲时，人们其实在意的并不是他们是否对此有什么真知灼见，而是他们是否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一时之间，“三农问题”竟然成了比柏拉图还要“有学术性”的学问。某江南高校举办的“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所有的发言人居然都用英语。用英语讨论那些放羊为了娶媳妇、娶媳妇为了生孩子继续放羊的农民，这岂非天大的讽刺？
可这就是现实，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现实。学问越做越精致，教授先生也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开口理论闭口理论。
在这样的情景里，温铁军显得相当突出。原因很简单，正如他自己一再强调的，理论他是搞不懂的，他只是一个做调查的；对于“三农问题”，他没有喊故作姿态的口号，没有提“休克疗法”一类的方案，始终扮演着一个“在路上”的思考者的角色。其实，温铁军博士怎么会不懂理论？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在声称自己不懂理论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讽刺那些以发表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专著混职称混房子的教授博士们。
温铁军有N种身份。但在任何地方演讲时，他都不忘提到，他曾经在下乡时当过生产队长。这意味着什么？
最简单的答案当然是：这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经历抢占道德制高点争夺话语权的策略。但问题怎会如此简单。当过生产队长，这意味着他对农村、农民的观察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
如今用英语对中国三农问题发表意见的学者教授们也许从来没有反思过，他们的发言不是基于他们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农民的需要”，就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农民做出贡献一类的“历史必然性”话语。然而，有没有人想过，如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农民带来的只是几代人之后的利益，他们凭什么要贡献自己当下的血汗？
当我们理解了这些的时候，再回头来看温铁军那些观点，就会有另外的收获。为什么解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许诺，究竟这个许诺能否兑现，谁也无法保证；因此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当下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个空头支票做什么贡献。当流行的观点认为，只要接受“休克疗法”带来的阵痛，我们就会换来更为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就要坚决地反对以倒退来换取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铁军呼吁尽可能地维持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去改进而不是一举摧毁。
更进一步而言，农民的利益是什么，农民的需要是什么，只有农民自己知道，所有局外人的发言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因此，我愿意在此重申温铁军那个著名的口号：让农民代表农民。
“用脚”解构现代化
书评人张慧瑜
温铁军在《解构现代化》的讲演录中把对以“现代化”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批判与解决当下的“三农”问题结合起来，或者说用中国的“三农”问题来解构西方“现代化”的宏大叙述，试图打破笼罩在“现代化”这一元话语周围的种种神话。
这里的“现代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近代以来从西欧兴起逐渐蔓延全球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对于西方来说具有原发性，而对于那些主要通过被殖民/反殖民的方式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区域来说，现代化/工业化不得不带有被动的色彩；二是指在这种历史事实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关于“现代化”的话语，尤其是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转换为一种普遍性的叙述和历史经验，这种借助被历史验证的“现代化”话语支配着那些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后发国家的历史想象。
正是针对这一点，温铁军要用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质疑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路径。那种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无法复制的现代化”，因为没有解决现代化自身所带来的问题的历史条件。比如欧洲工业化过程当中的人口膨胀主要依靠海外殖民来缓解人口压力，显然中国不可能有殖民的“便利”。其实，从逻辑上讲，中国/欠发达国家的后发状态本身就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克服这种状态又怎么能依靠重复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呢？可以说，温铁军的“解构”工作就是要把这种“普遍性”的现代化叙述还原为西方的特殊经验。
“解构”的方法则是去除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不要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规模化经营”、“效率原则”、“商品化”“现代私有产权制度”等当做已经被历史验证的“灵丹妙药”，而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把学院中大多建立在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之上的规范研究转换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感性理解，比如，“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也就是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的原因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温铁军看来，作为“三农”问题核心的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这可以从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分析中看出革命、改革的背后是如何安置农民的问题，而面对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他指出“假如20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这个问题将主要地表现为就业问题”。
可以说，这个自称为“试验员”的人，依靠长期的基层调研获得感性认识的研究方式延续了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乡村建设运动的传统，因此，这种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其说来自于书斋，不如说是“用脚”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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