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新书《女工》亮相书博会
本报讯（记者李清）继《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热点的作品之后,毕淑敏带着她的最新中篇小说《女工》出现在昨日书博会中“贝塔斯曼蓝色沙发———与文化名人面对面”现场。当被读者问及如何看待当下十分敏感的女性“胸口写作”时，一向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写作的毕淑敏立即表示不能认同这种说法。
青年报：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您为什么对所谓的“胸口写作”表示怀疑呢？
毕淑敏：我认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不会用“胸口写作”这样的形式来写东西。就我个人而言，写作是一种崇高的内心劳动，绝对是用头脑完成的，而不是身体或者其他。这和女性主义完全不一样。
青年报：那您理解中的女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
毕淑敏：关于女性主义有各种争议，我比较认同的一种说法是，它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看到并承认这个世界男女不平等。二，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三，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必要行动来反抗。如果这可以算作女性主义的话，我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青年报：您的新作《女工》也是关注女性生存与命运的。听说这回是您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人物，一名普通的下岗女工，在创作时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毕淑敏：选择工厂女工，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在工厂里干过很多年，目睹了很多女工辛酸的现实生活；但另一方面，即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她们依然保持着善良、勇敢、坚韧的本质，让我对中国女性的伟大深深震撼，并且一直都有书写下来的念头。《女工》是一部平凡而充满色彩的作品。我想把命运、时代、环境等大的背景与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展现底层劳动人民的精神力量。
青年报：这和你以往的作品似乎有些不同，是风格的一种转型吗？
毕淑敏：其实也不是，一直以来，生命都是我的写作主题。这和我以前做过医生的经历也许有关。当别人面对亲人的离去悲痛万分的时候，我相对能以一个比较平静、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死亡。而当人有直面死亡的勇气后，会更珍惜眼下的事物。因此我试图从哲学、科学的角度来阐述人性，这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变的。坚守生命的尊严感、以及人性优美层面的钦佩，一直是我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毕淑敏，女，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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