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陈熙涵 张爱玲研究已成“显学”，但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盲区。特别是1960年代后张在美国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与赖雅的感情状况如何？为什么张爱玲去美国后再没写出“灵光”的作品？
最近一期《上海文学》刊发了一组最新发现的张爱玲书信，披露了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动荡拮据的生活状况和无法静心创作的精神状态，张学研究者陈子善教授指
称，“虽然这些书简都是据英文原信译出，笔调还是时见《流言》余韵……吉光片羽，都弥足珍贵。”
写给丈夫家书 倾吐真情实感
这组书信包括台湾学者周芬伶发现的张爱玲1962年1月至3月致丈夫赖雅的6封家书和另一位台湾学者苏伟贞提供的张爱玲1966年6月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信函。配合这些书信发表的，还有陈子善的《张爱玲海外生活的“另一炉香”》、周芬伶《赖雅日记中的张爱玲》、苏伟贞《张爱玲与名词荒——关于〈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等文。
陈子善指出，虽然7年前，美国夏志清教授公布了张爱玲1963年至1982年间给他的100封信札，5年前香港刘绍铭教授又介绍了张爱玲1966年至1967年间给他的18封信札(部分)，不过因为夏刘两人是张的友人，张致他们的信仍然比较矜持，比较抽象。而在给赖雅的6封书信中，张爱玲倾吐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张爱玲。
夫妻感情甚笃 生活狼狈不堪
当时张爱玲与赖雅分居两地，为筹措给赖雅治病的费用，张爱玲奔走于港台之间，寄人篱下，狼狈不堪，心情特别恶劣，甚至与友情深厚的宋淇夫妇也发生了龃龉。凡此种种，张爱玲都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丈夫倾诉。
从这6封信中看，张爱玲与赖雅之间不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感情疏离，相反是爱情甚笃，相濡以沫。信中有爱玲对两人未来生活的规划，对自己未来创作的自许，可惜赖雅过早去世，使张爱玲对未来的希望全部落空。这也是张日后越搬越边缘，情绪日益低落，后期生活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一个原因。
而张爱玲1966年6月4日致大使馆的信函，则澄清了张爱玲两度留学香港大学过程中的一次纠葛，从中也体现了张爱玲性格中“凡属于我应得的我必斤斤计较”的一面。
采访少帅遭拒 像狗一样工作
从周芬伶披露的这6封信可以看出张爱玲从来美时怀揣文学壮志到感觉来日大难，频频受到健康、经济、友谊等方面的打击挫败，最终“疯言疯语”的整个心理变化。
正当40岁的她自觉创作力正旺盛，计划写一本张学良的小说《少帅》。她一直幻想着能在纽约写成一部新小说，扬名立万。但随着赖雅的中风病倒，加上之前张学良拒绝接受张爱玲采访等一系列打击，张爱玲的小说梦和城市梦也做完了。
贯穿书信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则是经济的困窘。张爱玲向丈夫关照如何节省每一笔开支，以竭力维持生计。最令张爱玲感到悲苦失望的，是她为了挣钱而不得不独自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然而剧本总不能令电影公司满意，三个月苦工换来一场空，身体又坏：“辛苦的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焦躁失眠，独自苦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份酬劳”；怀着希望的远东之行给她身心带来诸多的困扰和折磨，“‘疯言疯语’成了我唯一可用的心理道具”。这6封家信令人眼鼻发酸，欲哭无泪，谁说张爱玲冷漠无情？
赖雅的日记，则记录了与张爱玲初婚时的甜蜜，张在写作上的持续努力以及种种不如意经验，比如美国出版公司拒出她在大陆时写的小说，而她新写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又一再被退稿等等。对这一阶段的张爱玲来说，生活充满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