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1961年平装版《第二性》封面
1949年，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她的观点———成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为了束缚女性而抛出的骗人的诡计———震惊了读者。她的著作号召妇女抛弃“母亲本能”这样的观念，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梵蒂冈曾把它列为禁书），也掀起了一场购买热潮，要知道在法国上市的第一个礼拜就卖了两万册呀
。
今天《第二性》被广泛地奉为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科诺夫1954年首版的英译本也畅销一时，销量过百万。因为它是妇女研究的主要文本，科诺夫译本———有维塔奇出版社和人人文库两个版本———仍然是今日美国印行的惟一版本。
但美国读者一直以来看的都不是真正的《第二性》。正值《第二性》诞生50周年之际，一本叫《波伏娃的遗产》的论文集问世了，在其中多位学者抱怨英译本太过拙劣，歪曲了波伏娃的原意，把她显现成了一位不融贯的思想家。
Tufts大学的学者NancyBauer说她找出了数以百计的板上钉钉的误译，有浅显的文字上的洋相，也有对学术术语的理解偏差。杜克大学的文学教授TorilMoi指出：“在法语中有明确含义的哲学术语翻成英文后甚至颠倒了波伏娃的原意”。结果就是，“说英语的波伏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没有条理的思想家。”
当然，连波伏娃的铁杆拥趸也不会断言“LeDeuxiemeSexe”是一本无可指摘的书。ElizabethHardwick对英译本的评价———于理狂妄，于据混乱（madlysensibleandbrilliantlyconfused）———同样可以用在法文原著的头上。这本书的字句读起来甚是辛苦，添加的脚注极少，致使读者前路莫辨；文气上沉闷粗陋，皆未能尽言，让人觉得作者是想将思想一股脑儿地掷于纸上，一看即知波伏娃下笔迅疾，著述该书的两年间还分身于别的课题。该书的笔调———敏锐乃至冷酷的分析———亦常招致这样的批评：她对妇女和母性不抱同情，甚至持有敌意。她以妇女为主题写书甚多，但很快就真相大白，她其实并不喜欢她们，也不喜欢自己的女儿身。后来，女权主义批评家指责她认母性和自由生活形同陌路的观点。
学者Bauer和Moi认为这些缺点被糟糕的、应该废弃的翻译给放大了，它彻头彻尾地误解了原作。比如，在译作中波伏娃好像在说妇女受限制的普遍性，她说虽然婴儿看护服务触手可及，法国妇女仍是寸步难行。其实这里译错了，原著中波伏娃是把妇女的“瘫痪”归因于婴儿看护服务的短缺，这才是对上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妇女无法自由抉择中肯的评说，那个时候婴儿看护匮乏，计划生育和堕胎尚属非法。
除了对字词和句子错误的理解之外，美国的译本还节略了原著将近15％的篇幅（145页左右），严重削弱了女性文学及其历史那一部分，是波伏娃破天荒地把这些列为研究对象。
《第二性》的英译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误译？答案就在一个“性”字上。出版商阿弗瑞德·诺夫的夫人，同时也是一位编辑，去巴黎时买了一本《第二性》，给她的印象是这是一本类似金赛报告的《现代人的性指南》。阿弗瑞德·诺夫心想这本书在年轻女性中肯定会引起一场轰动，就找一位退休的动物学教授帕什理来翻译，这位教授写过一本关于生育的书，还经常评论性方面的书。帕什理靠的还是在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和哈佛学的那点法语，没学过哲学，因而在遇到哲学术语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存在主义者口中的主体通常指的是自由地选择的人，他则依照日常英语中的习惯用法，理解为“个人的、不客观的”。在他笔下，波伏娃讨论的“女性主张自己是主体”就成了“女性做不到客观”的老调重弹。
波伏娃直到1982年、她去世前的第四年才知道自己作品被误译的程度，她要求科诺夫出版社公开声明她和他们无关。出版商很公平地无视她的要求，就像当年波伏娃无视他们一再要求就文本问询她一样。
原有译本问题多多，出版社以该书的销量支撑不起新译的成本为由拒绝重译。那么《第二性》和今天的女性还有关联吗？波伏娃的批评者说，她描述的女性性生活已经过时了，她更认同男性而非女性，她身为一名资产阶级的法国白人妇女，忽略了族群和阶级差别。
《第二性》曾有多个中文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已购得法文版权，并由法方指定南京外语学院的博导许钧为译者。许先生翻译前会阅读相关哲学资料的。可以说中国读者将会比美国读者幸运得多。
原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编译：贝小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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