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刘心武发表《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发表《伤痕》。这两篇小说成为后来所谓“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成为文学史叙述无法绕开的名词。2004年6月，刘心武出版了小说新作集《站冰》；2004年8月，卢新华出版了长篇小说《紫禁女》。
“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隔着近30年剧烈的社会变迁，再看这两个人新的文字，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它们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文学作品的意义
，而成为珍贵的心灵史材料。
书名：《站冰》
作者：刘心武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
定价：19.00元
“刘心武总是选取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却不乐意仔细端详的人物和场景，在对事件的娓娓道来中剖析一些你我也许久已忘却的‘常识’。”
书名：《紫禁女》
作者：卢新华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
定价：18.00元
“这种语言，跟那篇每一种当代文学史上都会提到的里程碑式的小说《伤痕》的语言，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这种语言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做作、幼稚和粗俗。”
最现实的，最人性的
年逾花甲的刘心武称得上地道的“文坛老字号”了，至今已在海内外出版各类著作120余种，而笔力丝毫不见衰退，最近面世的是其中短篇小说新作集《站冰》。
《站冰》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说，选收的七个中短篇各有其看点。与书同名的短篇《站冰》，展现了当下都市生活中一个怪异的场景：某单位在公园门外举办冰雕展，为了促销，推出“站冰比赛”，要求参赛者泳装上阵于冰雕前站立，视坚持时间长短颁发奖金。除了一名女子是别有用心地来表演“行为艺术”外，参加的其余四人，包括一位民工、一名出租车司机、一个饭馆杂工和一名下岗工人，无一例外地是因为生活艰难，从而瞄着那100元甚至1000元大奖来的。他们聚集全身的能量与寒冷搏斗，按照经理的要求摆出某种标准姿势，在自己成为看客们“观赏动物”的同时，这姿势也参与形成了他们20分钟乃至超过70分钟的“劳动价格”。
《榆钱》里“我”和苗香在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刻，女主角却一去不返，另攀高枝了。她的解释是结婚需要“一步到位”。这当然是对“嫁得好”的一种很“到位”的诠释；而如此准确的表述出自一个农村打工妹，不能不令人惊异。在小说里，刘心武明白无误地点明：在婚姻上，女人的美貌是一种先天性的巨大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弥阶层的界限，而一个男人的出身和所受教育几乎决定了他的全部命运。刘心武总是选取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却不乐意仔细端详的人物和场景，在对事件的娓娓道来中剖析一些你我也许久已忘却的“常识”，这“常识”来得突兀，但你不得不承认，它们揭示了现实人生中普遍存在的真相。
《站冰》是一本“与时俱进”的书，描绘的都是我们这个年代常见的人事，有着浓重的写实风格。刘心武不避家长里短，甚至在作品中大算经济账，不厌其烦地罗列每个人的工资收入（在某种意义上，《站冰》可成为史料），当然有其深意。从总体来看，全书关注最多的是挣扎在城市社会底层的各色小人物，探讨的是一些亘古长存的人生基本命题，例如生存的艰辛，又如情欲的压抑。“食”与“性”的无法满足本是几千年文学刻画的基本主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愈演愈烈；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一些人的“基本权利”被另一批人直接或间接地剥夺而无法实现。要正视这一点，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难以做到，而在刘心武这里，仿佛是天职。
1977年，刘心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骤得文名，1986年又以长篇《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就艺术性而言，我一直认为他作品的成就与其盛名并不相符，即便是《钟鼓楼》也难称佳作。他的作品常常让人感到细节或心理再现的逼真，但缺少表现的力度，语言和叙事手法常显陈旧。不过《站冰》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改进，许多细微的感觉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从“出道”至今，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充满了对现实民生的关切，尤其善于捕捉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思潮的变异，为特定时期“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画像，而且始终对人物抱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在《站冰·自序》中，他说要“以中短篇小说为社会中的‘未成功者’画像测心，引出对天道人性的长足思索”———这正是刘心武小说的深度所在。阅读他的小说，你很难因作品本身的描写感到激动，却忍不住陷入长久的思索，或许这也是一种小说的魅力吧。
书评人桂新
被时间漏掉的人
卢新华的新作《紫禁女》带给了我很多情绪上的反应。这部小说让我感到稍微有点不适。这种不适并非是因为书中写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而首先是小说所使用的语言带来的。如果不是为了写书评，我几乎忘掉了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种劣质的语言。其次，这种不适来自于作者对生活（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生活，还是当今的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严重隔膜。
这种语言，跟那篇每一种当代文学史上都会提到的里程碑式的小说《伤痕》的语言，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这种语言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做作、幼稚和粗俗。经历过“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全民文化运动的人都会非常熟悉这种语言。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为他对古典诗词和成语的滥用而感到非常得意。确实，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谁要是能写上这么一篇动不动引用古典诗词和每个名词前面都加上一个形容词的文章，准会引起一大堆人的赞美。但是，尽管作者用了各种方式来形容本文的女主人公是如何知书达理、容貌出众，女主人公的独白却时时挑战着我们的承受极限：
尽管我的头上还裹着毛巾，但我还是不能不惊羡自己的美貌———套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该瘪的地方瘪，该鼓的地方鼓，该收的地方收，该圆的地方圆，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我的眸子像深潭，幽静而含蓄，眉毛如柳叶，细长而高挑……
后面又是形容词加名词的句式，还有一大堆高山大海，不着边际，让人看了不仅对这姑娘到底咋个美法越来越糊涂，而且还头昏脑胀……语言是人们对一个小说首先进入的部分，所以我在阅读过程中非常费力地克服着语言障碍，在我看明白他说的是一个什么事儿之前，不能就让恶心整趴下。
好，读完全书了。我发现这个作者根本不像我想的，是个没有什么生活经历的人。这个发现是从附录的陈思和教授的文章里得到的。他说卢新华前辈在美国干的工作是在赌场发牌。啊！赌场！发牌！我看了这句以后就兴奋地眼晕了一下。陈思和说，“说这话的人总是含着遗憾惋惜的口吻”，我看到这话可一点不遗憾惋惜。不是写小说吗？这是多么难得而且让人激动的生活经历啊，让我想起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不论是声色犬马，还是贫民生活的苦难和厌倦，还是不道德的生活产生的心灵矛盾，都是文学作品中伟大的题材；至少，还可以写点《赌场风云》之类的传奇小说。我特别奇怪时间和经历是怎样在这个作者身上不留痕迹地滑过去的……是的，他经历过不平常的生活，但是生活对于他来说什么都没留下。
是我们过去的文学教育需要负责人吗？陈思和说，卢新华君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习写作的。可是，别忘了，此君刚一开始写作之时，就制作了一篇《伤痕》成为文学课本的教材。因此他并非是一个受教育者而是一个教育者。这样一个教育者，到今天形容一个人，还要用“意气是那么风发”这样大而无当的语词，使得陈思和教授在写评论的时候左支右绌，说出了“淡化了本来可能会产生的猥亵之感”这样曲折的句子。到评论结束时，陈教授高兴地说，祝愿作者重新回到文学道路后“意气依然是那样奋发”，我则仿佛看到一个被时间漏掉的人，孑孓在不知所终的旅程。
书评人胡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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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的美好》，孔莎著，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年8月。
这部小说的宣传语是“青春伤痕小说”，作者是比“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年龄还要小的年轻作者。在她那里，“伤痕”已经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是一部可谓“有伤痕”意味的青春小说。尽管在相当的叙述比重里，作者采用着一种幽默的笔调，但残酷仍一阵紧似一阵地涌向作者的笔端。现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进入作品，钱、权融入青春，它们的出现除了让青春的悲剧更加惨重之外，似乎并无其他建树。同时，青春以“本相”方式进入叙述，作者并不忌讳将丑的一面带进叙述，并以逼真的姿态展现出来。
（水格）
新作访谈
李洱：《花腔》之后
《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李洱：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花腔》被认为是2001-2002年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入围第6届茅盾文学奖。《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他的最新长篇小说。
做一个“知识分子”
新京报：过去你多数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这次为什么突然想到落笔农村题材了？
李洱：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期望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关注自己的生存群落，那他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来说，“我”就是“我”，“他”也是“我”，这二者同等重要。所以，关注“他”的生活，比如乡村变革，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关注乡村，还跟自己对乡土中国的认识有关。我总觉得中国是个超级的农贸市场，是乡土中国。这样一种说法，在上海、北京这些大都市里的人，可能会有异议。从政治中心北京看中国，是一个中国，从经济中心上海看中国是又一个中国，从中原看中国，也是一个中国。我碰巧在这3个地方生活过，我的突出印象是，中国就是个农贸市场。最后一个考虑，我想说的是，至少在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农村走在了城市的前头。所以，我将故事放在乡村背景下讲述，对我来说就成了一种必须之举。
新京报：如果说你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农村小说，那么你的小说是不是文学想像的农村，或者能不能说农村只是你表达的载体？你想通过农村表达的是什么呢？
李洱：乡村急剧的社会变革，首先是我关注的焦点，其次是我表达和做出诉求的载体。我乐于承认，我是以自己所期望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写这部小说的。我想，我或许表达出了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可能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传统伦理与民主实践的复杂纠葛，比如“知”与“行”之间存在的错位，比如外来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博弈。我想再说一遍，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乡村，也存在于城市，存在于知识分子之间。
难以命名的悲欢
新京报：《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个很怪的书名，能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吗？
李洱：乡村有一种“颠倒话”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现在城市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经常唱这种“颠倒话”，它的开头常常是“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颠倒话”可以把很多悖谬性的经验用押韵的方式唱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民谣。它可能是对自由的向往，也可能是要表达拒绝和自嘲。当然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可以用它来颂赞。从修辞学讲，这应该是一种很奇特的修辞格。这部书里写了很多“颠倒话”，有些是古已有之的，有些是我自己编的，比如我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编了进去，把地铁站也编了进去。我不编，几年之后也会有人编，并且把它高声唱出，有人或许还会对它进行研究讨论。
新京报：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多都写到农村生活的苦难和悲惨，而你笔下的农村带有一些独特色彩，它是幽默的，似乎还有一些惊心动魄。
李洱：与苦难相对应的好像是幸福。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会有一种基本的主题，那就是对幸福的诉求。正因为有了人生的悲苦，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种亘古的诉求。农村题材的小说当然也不例外。可能农民的悲苦更多一点，所以人们对这样一种写作的印象也就更为深刻。我不喜欢把苦难推到极端来写。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写日常生活中那种尚未得到命名，更难以得到命名的悲苦和欢乐。
《花腔》之后的变化
新京报：谈到小说一定会谈到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里，主要塑造的人物孔繁花和张殿军等我觉得人物形象都特别清晰，可是我又很难给读者描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觉得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叙述的密度问题？
李洱：先说密度。我特别希望小说写得结实有力，每一笔都落到实处。那种松松垮垮的小说，我拿起来看不到一页，就会扔到纸篓里。谈到人物的塑造，形象清晰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复杂。生活中有哪个人物是可以用一句话说清的？小说中能够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人物形象，肯定是失败的。贾宝玉只是一个孩子，孙悟空只是一只猴子，可我们能说清吗？孔繁花作为一个生活在不同文化夹缝中的人物，当然不容易说清楚。
新京报：我很想了解在经历了《花腔》之后，你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最终写了这种风格和题材的小说？
李洱：因为我把历史看成是现实，所以我写了《花腔》；又因为我把现实看成是历史，所以我写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历史是现实的一部分，现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既没有非历史的现实，也没有非现实的历史。这是我的基本想法。我的变化只是，我对写作越来越有信心，而对现实却越来越感到艰难。与此相应，我对自己在写作中所做出的每一个诉求，我知道它伴之以希望，也伴之以不安。
采写/本报记者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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