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期：1950年新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创刊这是《大众电影》各个时期的封面，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电影》历经数十年的变迁。
电影笔记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才真正做到了普及，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国人心
目中最繁盛的精神图腾。
而作为电影最直接的衍生品———电影杂志，也成为热衷观影者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现在专业非专业的电影杂志，怕也有几十家之多。但要说到历史悠久，受众群最为广泛的，当算有50年历史之久的《大众电影》。
在它的高峰期，大概现在所有杂志发行量绑在一起，都对之望尘莫及。“文革”前《大众电影》最大的贡献是推出了“百花奖”，这是周恩来总理提议的，由群众从这本杂志上取得选票，选出自己最喜爱的电影和演员。最初的百花奖只办了两届，1962年的最佳影片是《红色娘子军》，1963年是《李双双》，随后便中途夭折，直到1980年，“百花奖”才再度争奇斗艳起来。《大众电影》也进入它的黄金期，不仅是电影期刊界的龙头老大，更成为刚脱掉一身蓝、一身黑的人们心目中一块响当当的时尚晴雨表。在这之后，各电影制片厂也办起了各自的电影杂志，比较有影响的有《电影世界》（长影）、《上影画报》、《北影画报》、《电影故事》等。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变化，《大众电影》已不复当年的风光无限。几经改版，仍无太大起色，但它仍坚持对国产电影密切关注。而由《大众电影》种植的“百花奖”，因种种原由，已是明日黄花。世纪之交，虽然中国电影仍是门庭冷落，但世界上最庞大也最具观影经验的影迷群落已经逐渐成熟，新的电影期刊热潮随之发起。发祥地在冰城哈尔滨，首家是《电影世界》，改版后叫《电影show》。
紧跟其后的是《看电影》（其前身为峨影厂创办的《电影作品》），此杂志现已成为国内销量最大的电影杂志。这两本杂志一面世，便注定是影迷色彩浓厚的风格，其编辑人员皆年轻并有着丰富的观影经验，但并非科班出身。两本杂志在视野上都力求面对世界影坛，好莱坞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了符合中国当下影迷的观影趋向。
在它们之后，《新电影》于2002年在北京创刊，其前身即是《北影画报》。随着《看电影》迁往上海，中国电影期刊在现阶段暂时呈三足鼎立之势。除此之外，各类DVD相关刊物也纷纷出笼，成为电影期刊界的又一支生力军，其能量不容小觑。
中国电影期刊现在已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并伴随着新中国电影有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征程。有人曾说就算中国电影“死”了，这些期刊还能存活下去，但愿这不是事实。大家都有着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应会更健康一些，更理直气壮一些。
袁先从字里行间找寻电影的真相
《大众电影》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即是介绍国产电影，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的起伏跌宕也深深影响着《大众电影》的兴衰起落。上世纪80年代正是全民热衷于电影的火热时代，《大众电影》在黄金时期最高销量达近千万册。对于如今的电影杂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背后有着浓重的时代原因，但其中令人最感无奈的，恐怕仍是中国电影长期疲软所造成的。
寻访
原《大众电影》杂志副主编唐家仁老先生细述办刊经历
“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1950年，电影理论家、影评家安德烈·巴赞创办了法国的《电影手册》。同在1950年，新中国也诞生了自己的一份电影刊物———《大众电影》，它诞生在上海，发展在北京。时隔五十载沧桑变迁，我们寻访到原《大众电影》杂志的副主编、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现年80岁高龄的唐家仁老先生。
创刊：《团的儿子》做封面
《大众电影》是1950年6月创刊的，我在1950年冬天进入《大众电影》，那时《大众电影》的主任是梅朵。那时候《大众电影》人很少的，除了梅朵也就三四位同志，而且是半月刊，所以每个人都是“多面手”，编辑、美编、排版、校对样样精通，那时的工作气氛非常好，每个人都很尽力，合作得也很愉快。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杂志全部是黑白的，不到32面，比较薄，画页也比较少，也没有电影剧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自己做封面设计，自己画插图，这很锻炼人。
杂志刚一出来非常受欢迎，创刊号印了1000本，全部卖光，后来又再版了很多。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影片不允许放了，就只能放国产影片，当时夏衍、于伶等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
移师：根植于新土壤
做了两年的时间，大事情来了，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因为这部影片我们在杂志上是做过重点介绍的，上面就要求我们把还没有卖出的刊物都回收，当然卖出去的就没有办法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艺整风运动”开始，我们就依照上面的安排来到北京。
因为《大众电影》基础很好，于是当时在北京的另一个电影刊物《新电影》并入我们的杂志，《大众电影》杂志社成立，归中央电影局领导。
那时候分组很细，工作人员也有二三十人了，有评论组、影讯组、读者来信组，还有印刷、发行以及行政人员。杂志当时还是不好办，因为要求很严，有时一个文字的错误都要上纲批判。由于思想紧张，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60年代初《大众电影》停刊了，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
复刊：新辉煌时刻
在我看过的很多读者来信中，都曾提到在没有杂志、没有电影看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把以前的《大众电影》宝贝似地藏起来反复看，这是令我至今都很感动的事情。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众电影》准备复刊，我在北影厂编导室工作，1976年被调回中国电影家协会筹备《大众电影》的复刊筹备工作。
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期按时出版，各方的反映都很好，那时林杉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具体负责版面。设立了几个部门：影讯组、评论组、读者来信组、美编组，另外还有两个摄影记者，配置比较全面了。
当时的刊物比较少，《大众电影》也真算赶巧，因为刊物本身也比较活泼，画页增加，封底封面都采用照片的形式，所以很受读者欢迎。
虽然是“重点影片，重点介绍”，但像美术片、纪录戏曲片等其他片种我们也介绍，内容多样化。这直接影响到发行量，到1981年时，最高的发行量曾达到965万份。
当时美国的记者、编辑对我们说《大众电影》真了不起，发行量超过了美国的《读者文摘》，我说“那是因为我们人多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50年代的时候，北京真有一本很好的电影刊物就不会把《大众电影》移植来了，而《大众电影》或许就永远是一本地方刊物。而这样一本电影刊物真正做到创新、开拓，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左”，也没有“右”，对影片和影人都比较公正。现在这些五六十岁的人都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老读者，陪伴《大众电影》一路走来。
口述：唐家仁（《大众电影》原副主编）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花絮
周总理与卓别林合影
《大众电影》刚复刊时，开始介绍卓别林这位喜剧大师。80年代初，《大众电影》的编辑偶然发现一张周恩来总理同卓别林的合影，这张照片以前从未刊登过，是1954年周总理去瑞士日内瓦开会时同卓别林的合影。《大众电影》果断发表出来，很受群众欢迎，其他报纸也纷纷转载。
封底的“接吻”照片
《大众电影》在1979年曾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做封底。西北的一位读者来信批评封底采用有问题。《大众电影》把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后，一连四五期讨论关于“接吻”照片是否能够刊登的问题，每天收到读者来信上千封。最后正面意见压倒反面意见。
“百花奖”走群众路线
“百花奖”是我国文化创作领域最早的奖项，1962年、1963年分别举行第一、二届。1964年第三届“百花奖”筹备期间，“文艺整风运动”开始，读者选票已经回收完毕但最后的颁奖会被迫取消。1980年恢复“百花奖”评选，群众反响热烈。
口述：唐家仁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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