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剧本通过电影局审查“第六代”代表人物谈“招安”与“解禁”
“我一直对被‘禁’的概念很淡漠,我始终觉得我没有被‘禁’,因为创作永远是自由的。”图/中国图片库
对话人物:王小帅、本报记者冯睿对话地点:北京浮士德餐厅对话时间:2004年9月9
日
记者手记
和贾樟柯一样,王小帅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像无数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第六代并没有以往导演们那种集体表达意识,他们更为关注个体的体验和当下的现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优点,但是当第五代导演已经成功将他们所把持的社会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之后,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第六代导演将为自己的创作特点付出可以预见的代价:观众群较小所造成的票房回收问题和观众惯性思维导致的评论问题。
在同王小帅聊天的过程中,他基本对此保持理智的乐观。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王小帅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开始体制内的操作必然为中国电影产业化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电影作为消费品的分类和观众的分流作为一个客观需要也将摆上规则制订者的议事日程。
谈开“禁”
我没有被“禁”,因为创作永远是自由的
新京报:之前媒体一直在报道王小帅要拍《我11》,等你正式站出来对媒体宣布要拍摄一部电影了,却不是《我11》,而变成了《我19》。
王小帅:大家知道拍摄《我19》的消息是比较突然,但其实《我19》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准备了多久?)大约是在1997年、1998年时开始创作剧本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应时作品,之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才着手准备,只是因为到今天各方面的条件才成熟,才配合上来,这些条件包括投资、剧本送审等。
以前,我没有拍《我19》的条件,因为要表现以前的那个时代,从成本等各个方面来说,都很困难,而现在我有了这些条件;另外,从认真的角度讲,片子筹备的时间越长越好。这些我一直想拍摄的东西,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些东西的价值是肯定的。
所以《我11》暂时不拍,并没有打乱我的拍摄节奏。
这个时候拿出《我19》,其实是非常适宜的。
新京报:这次《我19》的剧本通过了审查,结束了你个人作品被电影局“禁放”的历史。那么从被“禁”到“解禁”,你在心态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王小帅:这次《我19》能在开拍之前走一个按部就班的审查程序,得益于电影局。
但这与所谓“招安”、“解禁”都没有什么大的联系。我一直对被“禁”的概念很淡漠,我始终觉得我没有被“禁”,因为创作永远是自由的。
“禁”有时只是形式上的,比如以前我可能没法坐在这里与大家聊我的电影,但是现在可以了,差别可能只是在这儿。
新京报:说到形式,能不能讲讲形式上具体有些什么变化?比如环境和具体政策方面?
王小帅:环境的变化很重要。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我们国家整个电影界的形势、管理方法都在改进,如今改到一定的份儿上,包括我个人,也能拍片了。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电影的操作更有好处,包括拍摄、找演员、与投资商的合作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直面国内市场,去争取档期,争取院线以及媒体的配合,这些都是我以前想做也没有机会的。而这些能够推动小众电影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的一系列走向,都是环境紧密配合的结果。
谈《我19》
爱情与生活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抽身
新京报:你一开始讲,《我19》的剧本是从1997年、1998年开始准备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王小帅:故事的背景是我本人经历的积累,但通篇的故事与我并不是很相似。
我着重刻画的是两个19岁女孩的爱情故事,或者说我想借此表达一个成年人的爱情观。电影分为两段,前一部分是八十年代初期的贵州,故事根据一个19岁女孩的恋爱经历走;后一段故事的主角同样是一个19岁女孩。
前后两部分的关联是,故事的女主角是母女关系,不同的是,后一段故事的背景是在当下。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人的爱情本质都是一样的。
新京报:所以《我19》是一部爱情片?
王小帅:总的来说,它不是任何人想象的那种爱情类型片,但它接近爱情的故事。
从观众层面来说,影片想达到一定的可看性,其困难的地方便来自于“复杂”;而对于这部影片本身的结构来说,其好的地方也来自于“复杂”。“复杂”是指各个方面:情感、社会背景、时代变化等。
新京报:为什么要把故事背景设在贵州?
王小帅:我从小跟我父母从上海搬到贵州,而上学的时候又去了北京,对贵州的印象我就一直停留在十多岁,虽然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特殊性,但那是一段很美好的记忆,我想把我至今对贵州的那种印象表达出来,当然,这其中也因为有很深的贵州情结。
新京报:你的上一部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主人公的年龄定位在十七岁,这次《我19》,也与年龄有关,从你个人角度来讲,这两部电影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
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主要焦点围绕着一部单车,影片的爱情背景比较远;《我19》则尊重成年人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比较客观,我可能有一点缺少浪漫,爱情与生活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抽身,将来在这部影片中,大家会看出来的。而不管时代是如何不同,爱情的最本质的东西是相同的,这正是我要说明的。
谈“第六代”
局外人更关心我们的身份而不是电影
新京报:对于第六代导演而言,尤其是你和贾樟柯,现在都开始进入到“体制内”拍摄了,但外界很有可能因为你们的这种体制内拍摄而对你们影片艺术追求抱有怀疑态度,对此你怎么看?
王小帅:其实更多的局外人,对我们第六代导演身份变化的兴趣更大,而并非关注我们的电影。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反而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别人总以为我们以前不能拍电影,其实并不是这样,以前我们也一样在拍啊。
我相信,贾樟柯在拍摄《世界》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影片本身;就像我,即便我现在处于另外一种状态下,比如说找不到投资商,那我也仍旧会拍电影,这一点是一样的,与创作的主体无关。
这次我和贾樟柯拍摄的都是我们本身就想拍的片子,这一点很关键,在我看来,这也是可喜的地方。目前《我19》的剧本通过审查了,再往下,影片拍成了,也通过审查了的话,那真的很好。而这个“好”
就好在我们并没有为了通过审查而去刻意做什么,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
新京报:不过贾樟柯的确对自己之前的电影无法在国内公映,表达过一种焦虑,你有没有这种焦虑?
王小帅:我的焦虑没那么大,因为这是环境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片子的问题。
电影作为产业或作为艺术,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培养观众。
目前,我首先觉得我们电影院的排档有很大问题,有些影院只有排大片的机会,而有些影院排不起大片,只能排小片,但现在,两者在市场上混淆,区别不开来。我们不缺排得起美国大片的影院,我们缺的是排不起美国大片的影院,这样的话,只能导致一头重。
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导演而言,我们不缺国外的市场开拓经验,目前缺乏的恰恰是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而这需要一个预热的过程。所以我希望贾樟柯的影片从威尼斯回来以后,大家都能去电影院看看。
新京报:贾樟柯的《世界》这次进入威尼斯电影节的参赛单元,你是否认为这对第六代的整体是个肯定?
王小帅:我最近一直忙着看景、筹备电影,上网的时间很少,对于《世界》在威尼斯的反响了解得很少。但对于《世界》参加这样一个电影节,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第一步应该是《世界》的参赛,这一点已经是很值得高兴的了,第二步才是看影片的反响。可能是我新闻看得比较少,所以我至今始终还停留在《世界》入围的兴奋中。
王小帅成绩单
王小帅,出生于1966年1月1日,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85级。主要作品:《冬春的日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1995年入选英国BBC评选的电影史上100部代表作;《扁担姑娘》1999年参映法国戛纳电影节;以及《极度寒冷》、《梦幻田园》等。
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被2001年第51届柏林电影节纳入竞赛名单。
《冬春的日子》(1993年)
《扁担姑娘》(1997年)
《十七岁的单车》(2000年)
本报记者冯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