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瑞》电影海报。
《董存瑞》的导演郭维。
“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
董存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上世纪50年代初，他“舍身炸碉堡”的英勇事迹广为传颂。虽然对于现在的观众而言，董存瑞也许和《钢铁战士》中的张志坚、《刘胡兰》中的刘胡兰那些英雄人物没有太本质的区别，头上同样围绕着神话的光环。但在当时以平视的目光去展现一位英雄人物如常人一样的成长经历，相当具有创新意识。或许也正是因此，当一个普通人董存瑞手托炸药包喊出“为了新中国，前进”时，他才成为了不朽的英雄董存瑞。
电影笔记
重新面对简单英雄
前些日子和一个采访对象进行访前沟通，说到动情处，对方有些哽咽的迹象，自己一双眼睛竟然不由自主地往前聚焦。于是在回来的路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因为摄像机还没有扛出去，一双肉眼居然这么自觉地做起了这恶俗的事情，平日里可是一直对采访对象涕泪横流的特写镜头深恶痛绝的啊！
追究起来，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平面的文字，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早已形成了无数的套路。老旧一些的套路比如心痛欲绝就来个闪电霹雳凄风惨雨的景儿，新派一些的套路英雄儿女总会有未了情缘，有恋爱至少三角，等等，总之好复杂。所以当我们说起当年还有《董存瑞》这样的电影时，一时还真有点“简单不起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电影里的董存瑞遇到了三个难题：第一是想参军可年纪不够；第二是业务不精浪费子弹受到同志们的批评；第三就是那道让人抓狂的难题要炸暗堡却没有炸药支撑点。解决办法都很直截了当，不到参军年龄，就用立功表现来补；枪法不准就多多练习；最后一点虽然太过悲壮但是同样简单，那就是自己托起炸药包。电影中托着炸药包的董存瑞最后那一句“为了新中国，前进”虽然据说比实际情况要“拔高”和复杂化了一点点，可是仍旧可以被归入“简单”那一路。高兴、沮丧、严肃，都是因事而起为事服务，决不打乱主体线索，没有故弄玄虚的那份复杂。
《董存瑞》是1955年出品的电影，很遥远的一个年头，还是上个世纪的，那个时候改朝换代解放不久，百废初兴，很多自打八国联军来中国开始就没好好过上太平日子的老太太们终于可以气定神闲地坐在自家门口吃碗小米稀饭。心里舒畅，平头百姓人与人之间就少纠纷，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诞生《孙子兵法》的这片土地上居住着的人们开始变得阳光起来。
所谓阳光，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简单的代名词。简单爱简单恨，不需要准备许多的理由，没有三重四重的矛盾冲突。要知道真正的那个董存瑞也就是个从农村跑出来的毛头小子，既没学过辩论术也没有什么多头的姻缘，实在。
虽然解决最后那个难题的办法着实壮烈，虽然那部片子其实是黑白的，可看过《董存瑞》电影的，再回忆董存瑞的艺术形象总感觉是彩色的，暖暖的调子。那时候的英雄，聪明、憨厚、简单，单线突进。
那个时代，银幕上诞生了一大批简单而阳光的英雄形象，在现在一些“复杂”的人看来，这些形象都太程式化，不够具体亲切，不够生活化。不够生活化着实有理，毕竟是英雄。不够具体亲切的说法倒好像真的也开始过时，因为在这个越来越膨胀复杂的城市中间，我们进化着的复杂大脑需要一些“简单”的调理。并且“简单”陈述事实毕竟要多于“编造”的可能，事实本身又要比任何小说都要精彩，反倒避免了陷入连环套陷阱的可能。
颇有一阵子出现了不少拉近英雄人物和普通老百姓距离的呼声，我们看见的电影上，英雄往往成了传奇故事的配角。真是物极必反的好例证。
可是又有多少人想明白了，对于生活在复杂精巧的城市中的人们，是多么渴望简单一下，阳光一下。一到节假日电视里播精品节目，多少《董存瑞》被翻来覆去地重播了多少遍，这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我们看到的当代电影依旧无怨无悔地越走越复杂直至把自己迷失在复杂中，而豪华的影院里却来了一个又一个简单的好莱坞英雄。沈东
回眸
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创作经历及传奇人生
英雄受难记
当英雄董存瑞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手举炸药包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前进！”时，观众不仅记住了这一经典形象，记住了有着一对酒窝和自称小鼻小眼的“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还会记住这部影片的导演，当年33岁的小伙子———郭维。
到敌伪炮楼前去演出
郭维早在少年时代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中，从陕甘宁边区到达晋察冀，在那里，正式成立了华北联大文工团。他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到伪军炮楼前去演出的情景。演出前，他们先派部队把伪军炮楼包围起来，然后到炮楼前去演戏。戏演完后，又唱《八路军好》等瓦解伪军的歌，最后由郭维喊话，向伪军宣传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喊完话就撤走，伪军们鸦雀无声地躲在炮楼窗户后面看完整个演出。等文工团离炮楼远了，他们才出来放土儿枪，假装追击一番。
绝对杰出的《董存瑞》
1950年，郭维调到北影厂从事导演工作，曾跟随史东山拍摄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这是他进入导演生涯的开端。1953年摄制完成的《智取华山》是郭维第一次独立导演的影片，他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英雄形象———董存瑞。
郭维在拍摄前对剧本做了较大改动，因为他极为熟悉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生活，所以改写和导演起来都比较顺手。而郭维给予董存瑞这个真实可信的英雄一个成长的过程，像欢送参军、摔跤比赛、参军入伍、十发子弹、灵活作战、立功入党、战前大会等一系列生动、丰富的情节，都是郭维丰富生活经验的反映。在选演员上，更是接受了《智取华山》的教训，选择了既无动人嗓音，长得也不算英俊的来自华北军区抗敌剧社的张良，事实证明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影片上映，自然是获得很大成功。
日本导演木下惠介1956年访华时看了《董存瑞》后非常惊讶，他以为郭维已是四五十岁的人，原来才三十三岁，刚拍第二部影片。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拍完《董存瑞》之后，郭维被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并于1956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不久，他就离开电影学院的学习班，并改编赵树理的名作《三里湾》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郭维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花好月圆》。这是一部颇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影片，影片风趣、幽默地展示众多真实而又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想不到不久，这部影片被当时的所谓“理论权威”的康生等人定为“毒草”，遭到批判。而郭维本人也在随即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推煤拉车、打扫厕所。
郭维是一个有坚毅性格的人，他深信自己的错案总有一天会纠正。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没有丧失信心。
1961年，郭维自刻了一方图章，上面写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62年，当他恢复了导演职务的时候，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很快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亲人》改编成电影剧本，可是没想到影片刚刚进入拍摄阶段，就被宣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到扼杀。直到1979年，郭维从百般折磨中侥幸活下来，他的错案也得到彻底纠正，他又调回了北影厂当导演，兼任北影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整理：张悦
存档
张良：如履薄冰饰英雄
扮演英雄董存瑞，对我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事。那时，能够扮演英雄对每个演员都是一种荣耀。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把这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在长影试镜头时，候选演员很多，拍好的样片直接送到电影局请领导审看。领导对我的表演很满意，拍板由我扮演董存瑞。记得第一次看样片时，我一下傻了。我从未看到过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董存瑞是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高大威武，像天神一样。
可是再看到我那傻样儿，小鼻小眼，眼睛一笑就没了，像长不大的顽童。我对导演说：“我虽然热爱董存瑞，但我不敢演。”导演很奇怪：“这么好的角色，居然还不演。”问我为什么？我说，要是我演的这个“董存瑞”是这个样子，全国人民都不会饶过我。导演郭维一听乐了，开导我说，英雄不是二郎神，董存瑞是普通一兵，他来自人民，来自生活。关键是要把董存瑞的思想、品质通过表演展示出来，形象是次要的。
我有了信心，以董存瑞的精神投入拍摄工作中。虽然拍摄很艰苦，我们扛着行李，打着背包，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中，但没有任何思想杂念，一心把《董存瑞》拍好。
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我仍然热血沸腾。
张良（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的扮演者，后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影片《梅花巾》、《少年犯》等）
本文原载于《中国电影报》1999年第32期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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