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父辈时代的纯真爱情(组图)_影音娱乐


	属于父辈时代的纯真爱情(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9月28日11:02 新京报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照。

　　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推出了《林则徐》、《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等一系列优秀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是其中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对新生活充满乐观的向往使得当时的人们，具有一股抑制不住的火热激情，尽管不乏天真，却一样动人，而如此明朗的爱情在现代电影中已经无迹可寻。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时代，《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无疑更接近人们内心对爱情和生活的期待，这也是它至今不被记忆和岁月所湮没的原因。

　　电影笔记

　　樱桃好吃树难栽

　　这是一群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劈山引水的故事。听起来这个故事就是属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银幕上彩色的光影也闪耀着那个时代的光辉。一个姑娘的歌声引得田里劳作，汗流浃背的小伙子们“极目眺望”，尽管那歌词里是“樱桃好吃树难栽，社会主义等不来……”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从麦场旁走过，就有如清泉一样滋润这片缺水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一双双动情的眼眸。

　　故事因“水”而起，最终以喜结良缘的两对年轻人共饮碗中水为结，我只知道沉醉在不知疲倦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感里，忘记了应该保持一点矜持的批判，总觉得面对我们父辈们的爱情还是不要大放厥词，或许因为那些在劳动中培育的爱情植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已然是一种奢望了。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本来是想依照以前的模式来反映进步的男主角高占武同志与思想保守的老社长在“劈山引水”这个问题上的冲突，但创作者更聪明地把这条矛盾线摆在了次要的地位，尽力减少乏味的争论和枯燥的生产过程，重点突出这群村里的年轻人在爱情婚姻上所面临的问题。令我吃惊的一点是影片大胆采用了被弃置多年的“三角恋爱”模式，三个小伙子同时爱上了高中毕业的好姑娘孔淑贞，影片在表现这几个年轻人的爱情纠葛时，也处理得颇有韵味。

　　队长高占武对孔淑贞最初的爱慕表达是以在“工作日记”上重复写很多、很多的“孔淑贞”暗示出来的；而当木讷的曹茂林请高占武帮助成全他与孔淑贞的婚姻时，高占武奔到无人的地方异常猛烈地凿石眼来排遣心中的苦闷。这种“另类”却又如此贴心的表达唤起了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情愫。在这里，没有阴霾的地方，没有阴暗的人心，明朗、乐观的人们对人民公社纯真的向往，时代的局限也无法泯灭这样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这部影片自1959年在全国城市上映之后，一直连映不衰，广大农村更是把这部影片通过简单的露天放映的形式，普及到更偏远的乡间，人们都知道了似水柔情又时而热情如炬的孔淑贞。自小生活在城市中，没有什么露天电影经验的我印象中看到的第一次露天放映却是贾樟柯的《站台》，那是在一个摩登现代的酒吧空场中，故事是山西家乡一群年轻人的事情，歌词唱的是“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同样是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同样是血气方刚的年龄，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怎么了？从《小武》到《任逍遥》，满眼是颓败的迷茫，选择“退守”的不抵抗，更可怕的是这些“退守”成为了城市“小资”不离口的谈资。就像如今多汁的樱桃只是用来装点蛋糕的摆设，再也不会是小伙子摘来藏在的确良衬衣里的传情达意之物，毕竟，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地流走了。

　　张悦

　　寻访

　　那时的我们正年轻

　　“长影”85岁老导演苏里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幕后故事

导演苏里。

　　提起《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得回到1958年。电影界的“拔白旗”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延续与必然的结果，1958年3月1日康生视察“长影”，对该厂头年生产的几部影片大张挞伐。后来，他又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点名批判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多部影片。由苏里与严恭合作执导的反映如何正确对待爱情、家庭和友谊的影片《青春的脚步》更是在批判之列。苏里导演表示那个时候根本不敢接这部农村戏，直至去山西与老作家马烽共同讨论剧本，发现许多有趣的地方，他才最后拍板：这部戏我接了。

　　“我们和村里老百姓一个样”

　　这部戏定下来要去拍了，我们就到山西汾阳县去体验生活。就在汾阳，我给农村里不识字的老汉、老婆婆们念剧本，天很晚了，我们就在屋里点根蜡烛借着微弱的光继续讲，看到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的创作信心就更足了。

　　正式拍片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剧组的所有人员都是自带行李，住在农村的一个庙里。有时候下大雨，雨水渗进来。我们就抱着铺盖卷换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这帮到山里劈山引水的小年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时就跟他们一个样。也真是不容易，剧组的所有同志都任劳任怨，没有一个说苦喊累的，所有同志不穿“洋衣服”，一切都跟村里的老百姓一个样。演孔淑贞的金迪是一个上海姑娘，在气质和形象上演一个北方的农村姑娘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她演得相当出色，在悬崖炸石头的戏也完成得很真实，从头到尾穿一件红花的小褂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姑娘。

　　摸到了“心跳”的感觉

　　你可以注意到影片把那些枯燥的生产过程和比较乏味的争论尽力减少，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我不仅想表达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思想道德和爱情婚姻上的故事，还想体现农村青年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生活，所以看到了孔淑贞，也看到了刘小翠，看到了高占武，也看到了曹茂林、李克明还有二狗子。这些视觉形象是需要语言托起来的，我就非常注意在人物语言上有所积累，平时拿个小本子，听到一些有趣的对话或者生动的语言就赶紧记下来，到剧本中塑造某个人物时会感觉刚好合适。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如何反映几个“孩子”之间的爱情，农村里恋爱不像城市里的那种味道，所以高占武紧张地把孔淑珍支开，迅速撕掉写有“孔淑贞”的一页纸，还有小翠和曹茂林在一起，一向木讷的他很大胆地抓来小翠的手放在胸膛上让她摸摸自己的心跳。

　　由“水利化”到“电气化”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自1959年在全国城市上映以后，一直连映不衰，影片上映后在一些农村，许多农村青年成立了“高占武排”、“孔淑贞排”投入到治山治水的热潮中。因为影片广受好评，老作家马烽又接到长影厂的邀请，我们要再拍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在1959年的影片中是反映“水利化”，光有水不行，还应该有“电”，于是就打算在续集中反映农村“电气化”，当然这种“电气化”是不成熟的电气化。马烽说当时山西有句俗语“汾河东边一条路，汾河西边漫天星”。

　　时隔4年，1963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上马了，由于金迪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在困难时期伙食特别不好，人变得非常憔悴，与上集的同一形象有了明显的差距。让金迪试镜头，胶片出来后，金迪的面容明显憔悴，于是暗地里派出许多剧务人员跑到山西的许多地方，去寻找与金迪长相相似的演员，可是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最终决定由金迪继续出演孔淑贞。《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出来后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剧中由郭兰英配唱的那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非常脍炙人口。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影片

　　《刘三姐》：中国影坛一奇葩

《刘三姐》是苏里的又一代表作。

　　1960年，苏里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后又为我国影坛奉献了一枝奇葩《刘三姐》。本片取材于流传在广西壮族地区的一个古老而优美的民间传说。苏里导演为拍摄此片研究了几千首民歌，并大胆启用只有十六岁的黄婉秋来饰演刘三姐。

　　当时苏里大胆启用黄婉秋顶替金迪出演女主角，黄婉秋有着年轻俊秀的一张面孔，又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很容易进戏，所以第一次“触电”的黄婉秋，以刘三姐的形象一举成名。

　　在影片的拍摄中，苏里导演曾因为为同志们抬热水，结果双腿被烫成重伤，全部外景是他冒着酷热，躺在担架上指挥拍摄完成的。

　　整理张悦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