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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像羊羔一样被干掉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必然归宿——《可可西里》导演陆川访谈
记者(以下简称“记”)：《可可西里》这部电影最令我震撼的是结尾处队长日泰的死法——盗猎者一声枪响，他倒下，像一只刚被宰杀的羊羔一样抽搐。这样的镜头让我觉得生命无比脆弱，死亡毫无美感，因而更显出死亡的残酷。
陆川(以下简称“陆”)：为这个结尾我前前后后构思了很久：拍一个什么样的结尾，能配得上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是顺拍，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电影拍得越来越有力度，每一场戏就像一棒接一棒的接力，我希望越跑越快，我总想知道最后那一下砸在哪儿。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事了，可最痛苦的是拍到尾声，只剩两个礼拜的时候，我还是死活都想不出来。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想出来了。我觉得这样的死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的归宿。
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归宿？
陆：这部戏拍到最后，我真的觉得是在拍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历程，索南达杰(巡山队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死在他自己的历程上了。你不觉得绝大部分理想主义者都是没有善终的吗？因为现实和理想差距太大，他倒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很多观众对这样干脆了当的死法可能接受不了，其实生命就是这样。我在那里拍戏，越拍到最后，越觉得生命的可贵。面对可可西里的荒野，我觉得自己很脆弱。生命真的很脆弱，甭管你是谁。所以，片头，一个队员像羊一样被打死了，片尾，队长也一样像羊那样被打死了。我想，这是惟一的结果。
记：你考虑过它和普通观众的审美习惯是相冲突的吗？这样会不会影响到票房？
陆：顾不了那么多，我拍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周围的人都说我已经半疯了，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考虑。当然，人还是很清醒，很理智，可我内心有一种劲已经强盛到不会再去顾忌什么了。
记：那是什么劲？
陆：你知道我拍戏的时候，真的有种感觉，就是电影在我面前成长，我得跟着它走，它替我选择。我不能违背它给我的指引，否则这片子就瞎了。它一直走到队长那一枪，最后再补上几枪，这都是一气呵成的，我不能违背它的力量，去做任何别的事情，否则就是对我的情感撒谎了，对可可西里这块土地撒谎了。
记：你说理想主义者没有善终，为什么自己还要来做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事？
陆：韩国电影最终能够改变，是一些韩国电影人剃光了头说“我们要变革”而成的。我总觉得，当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成为理想的国度。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理想主义的情怀，通过这部电影能够点燃一部分，照亮一部分，已经够了。你不觉得吗？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定是像羊一样被人干掉。人都会死的，早晚都是一枪，我就算是因为拍这部戏而折寿几年也没什么。
电影对我是什么
我要去震撼别人的灵魂，让他们倾听我的声音
记：你认为你的电影是有独立生命的，它自己成长，而你只是发现？
陆：对，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是一次发现之旅。因为它，我发现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生存。以前我对生命和生存的概念也有，但不是特别强烈，为赋新词强说愁，都是很浅的惆怅，没有结实和痛的感觉。到了可可西里，身体在严重缺氧情况下的巨大折磨，每天目睹的死亡，都让人不断反省这个问题：生命是什么？我们存在为什么？我们怎么珍惜自己这样短暂的存在？有时候不是理智地思考，而是情感在积淀、发酵、变化，人也在变化。我不能看这片子，拷贝做完的那天晚上，我在北影厂检查拷贝，那是我惟一看过的一次。结果那天晚上，我姑姑(作家陆星儿)去世了。9点多钟，我正好看到喇嘛把白布盖到队长的头上，就在那一瞬间，我姑姑去世了。我在拍这个戏之前，我的同学忽然去世了，是我大学时候的班长。在我拍刘栋陷沙子那场戏期间，同事葛路明去世了，车祸。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你说我拿生命拍一部电影，我觉得这对于所有像我们一样的年轻导演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给我们机会，我们就会用生命去拍，因为我们太缺机会了。其实我最害怕的是，我带这帮人拼了命，结果拍出一傻电影来。
记：可艺术就是这样，你拿命去做的东西，结果可能还是傻。
陆：对，吃苦跟智慧没有关系。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要跟这电影保持距离，我不希望像《寻枪》那样来拍它，我要保持距离，能够凝视它，关注它，找到最感动的东西记录下来。
记：《寻枪》作为你的电影处女作……
陆：它更多的是释放，另外它也是个杂拌儿，说实话它里面糅进了很多姜文的表演风格。我觉得那东西很有活力，但并不大气。这部电影我觉得很不一样。
记：我做娱乐新闻的同事告诉我，《寻枪》时候的你，看上去就像一大学生，但这次看见你明显地老了。你自己也表示，《可可西里》完成了你的“导演青春期”。我想知道，从2001年到现在，是什么带给你如此大的变化呢？
陆：这两年的经历在体力上几乎是有点非人。我前后去了6、7趟可可西里，最后那趟去我一直不停地流鼻血，身体已经不行了。在五道梁住了20多天拍戏，那里根本没法住人，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我现在简直身心俱疲。
记：是电影还是可可西里让你如此玩命？
陆：电影，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值得让我这样去玩命。在《寻枪》的时候我做过宣传，到各个院线，看到那些院线老板们期盼的目光、观众的热情，这些让我觉得每获得一次做电影的机会，都应该去拼。
记：电影是什么？它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陆：意味？我真的说不清。我手机里全是各种各样的朋友看了片子发来的短消息，刚才我还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朋友在北京刚看完，尖叫，他说，老川，我真没想到电影是这样的，我太爱你了，太喜欢你了。(笑)真的，我特别激动，因为他们认识我很长时间了，但他们不看片子不知道我的内心。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给予我的最大幸福，它能把我内心最深那层的东西展现出来，一部90分钟的电影，是掩藏不住创作者的内心的。这是最大的幸福：拿着自己看法去跟所有人交流。对于我来说，电影就是这种东西。
你知道我看《红高粱》的时候，16岁那年，我觉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从银幕透射出来，把我死死地按在座位上，我站不起来，呼吸不了，泪流满面。我希望我的电影具有这样的力量，我要去震撼别人灵魂，让他们倾听我的声音，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跟别人交流。
没有事是突然发生的
幸运背后是一个人巨大的坚持
记：你是从《红高粱》爱上电影的吗？
陆：嗯，从那部开始，我疯狂地喜欢电影。那段时间的电影观众应该是很幸福的，能够看到《红高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每一部都具震撼性。那时候我在心里暗暗藏下了对电影的梦想，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还确实走上了电影导演这条路，而且现在这一部、两部片子，开始逐渐被大家认可。这次跟《寻枪》很不一样，《寻枪》时绝大部分媒体采访我，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热情背后其实是有质疑的。
记：质疑你的能力？
陆：对，他们会想：这是不是你的片呀？你是不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小坏蛋呀？借着姜文出来混(笑)。这次我感觉很不一样，所有媒体对待我的时候，是在对待一个成熟的创作者。这种感觉很舒服，我希望让这感觉继续下去。
记：《寻枪》引起大家的质疑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那之前你默默无闻，大家感觉是突然蹿红。
陆：你知道没有事是突然发生的，如果你能够被点着，只能说前30年里你长了一根木头，或者一块煤炭。什么事情一定是有积累的。我出生在新疆，小时候就跟着父母颠沛流离，然后混到北京，小学上了两个，中学上了两个，大学到了外地，然后再从军校毕业，最后考到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整个就是动荡不安的感觉。我的很多转折都被人说成幸运，那是他们不知道幸运背后是一个人巨大的坚持。我一直奔着那目标去，没有让生活把我冲走，我拼命地在靠近它。而且坦率地说，我的文学积累也有了。
记：这自然跟你的父亲陆天明有关系。
陆：对，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家书特别多，我基本上把家里的书都看了。文学精神是最博大的精神，我一直这么认为。电影要有文学精神，而我在文学上有足够的积累。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有足够的经历和积累后，就等运气了，而运气又是靠忍耐等到的。我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北影厂，也是3年没有戏拍，然后才等到《寻枪》。你说它是幸运吗？我觉得不是，而是忍耐住寂寞，慢慢地打磨出来的。死在半道上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说因为没有机会。不是这样的，是你放弃了，这机会一定会到你头上的，只要你揣着一个好东西。《寻枪》我递遍了全北京的影视公司，我查黄页，一家一家地递。当时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买我的本子给别人拍，我说不行，你要就只能找我拍。姜文是最后才出现的。你得相信，你找这么一圈后，你就能认识一些人，得到一些机会。我写《黑洞》就是因为那家公司的老板看了《寻枪》，觉得我剧本写得非常好，就让我写《黑洞》。真的是这样，你努力做了，机会慢慢就会积攒。最后，也是这个老板，他说《寻枪》我帮你拍不了，给你个姜文的电话，给他看看吧。就是这么着，一扇一扇的门就打开了。外人觉得我陆川一蹴而就，或者以为是我父亲的缘故，真的不是。你不知道中间的艰辛。《寻枪》拍了，很多人又觉得我是仗着姜文。只有那些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才知道我是怎样拍下来的。现在《可可西里》又给大家一个惊喜，那后面肯定就没有问题了。一个年轻人必然要走过这几步。
记：可以这样总结吗，你是积累，坚持，机会，再借助一个前辈的影响完成亮相，然后长大成人，走上独立的道路。
陆：不是一定要借助前辈，说实话，没有姜文，《寻枪》一样拍得非常好，只是不一定能受到媒体那样的关注。后来很多人找姜文拍戏，我就没觉得拍得怎么样。而且，我当时找姜文，脑子里真的没有想他是谁，而是他适合这个角色。我现在这样说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是得了便宜卖乖，但当时我真的没有那么想。
记：对于像你这样年轻的导演而言，你觉得自己面临的中国电影市场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陆：当然是不好了，前有狼后有虎。前面是外国大片、港片，后有国内几个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导演，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垄断，不容易，一定得拿出自己的真东西来。当然，国产片在走上坡路，至少有我们的片子证明国产电影在进步。
关于删掉的那个结尾
如果一场眼泪了事，那太便宜了
记：看资料，我发现你数次提到自己写剧本的时候边写边哭，难道你是一个爱流泪的男人？
陆：那倒不是，是《可可西里》太让人……你如果掌握那些资料———我家里关于可可西里的资料堆起有半人高———真的很动人。但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亲人去世，我只会流一次眼泪。但创作是要求你用心去投入的，你自己都不被打动，怎么去打动观众呢？
记：你希望打动观众，你愿意看到他们哭吗？
陆：不希望，我特别不希望。谁要跟我说看这电影哭了，我会觉得心里难受，因为我们两年半拍这么一部电影，不是让人来哭的，是让人来想的。如果一场眼泪了事，那太便宜了。
记：你因此要删掉原来结尾那场让所有人都哭得一塌糊涂的戏？
陆：那个结尾真的是……我们老板看到那里都是泪流满面，他特别期待看到那个结尾。原来的结尾是这样，喇嘛把白布蒙了之后，一黑场，再起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暗的环境里，一只手在纸上写，他写着写着突然崩溃了，开始痛哭。
记：前面太压抑了，观众需要释放。
陆：对，无数的人看到那里失声痛哭，因为我们内部放过很多场。为此我很痛苦，想：要不要留着这个镜头？然后我跟田壮壮商量，田壮壮给我一种勇气，他说你应该拿掉，你做一部电影已经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何必要在最后自己跳出来呢？我想了想，还是坚持吧。这样做对片子确实是一种提升，那些眼泪真的是会冲淡很多理性的思考。
记：采访之前，刚在网上看到你父亲对《可可西里》的评价，他说很震撼。
陆：真的吗？你给我多说说，他在什么场合说的？他还没有夸过我呢。
记：是吗？
陆：对呀，之前我请他来内部看片，他也没有夸我，完了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小子，你在电影圈算是站住脚了”，另一句是“以后不会再有人怀疑你的才华”。
采访手记(10月9日成都)
虽然陆川说自己的内心已经很沧桑了，但他给我的感觉依然“青年”。
有一种人，永远“青年”。比如崔健。被我喜欢的时候他20多岁，我采访他的时候人已中年。中间十几年的岁月，只是时间的概念，崔健曾经打动过我的那种燃烧、沸腾、倔强、尖锐，一个都没少，一样都没变。即使到老，我相信他都结实地活在青年时代，是我们走过他，在我们的青年时代走过他，然后各自老去。
也许陆川也会这样。
这是我看了《可可西里》再和陆川谈话过后的判断，因为二者共同呈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气质，只有青年才敢于如此赤裸裸地表达。陆川和他的电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具有了一种力量，来震撼观者。
毫不隐瞒地说，陆川第一部电影《寻枪》吸引我的是姜文，虽然电影也好看，但焦点是姜文。到了《可可西里》，才是电影本身吸引了我，那些巨大的山脉、无边的荒漠、渴望生存的眼神压向我，我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它们，一呼吸就知道难受。忍不住再提一下队长日泰死亡的镜头。尽管之前我看过资料，知道队长是很简单的死，不是中国电影中英雄习惯的死法：用尽了烘托才死去，但真的看到队长倒下去的瞬间，我还是不敢相信：那个看上去什么都摧不垮的男人死了！他的身体在地上抽搐，跟那些被射杀而死的藏羚羊没有什么区别。
陆川说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应该是这样的归宿。
所以大多数人过了盛产理想主义者的青年期后，迫不及待地世俗起来，希望能平安一生。但陆川停留在了他的青年期，事实上无论是从他的年龄，还是他做导演的资历来看，现在他也确实还会理想主义。为了拍这部电影，他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呆了120多天，差不多是玩命般地拍摄。据说后来电影送审一刀未剪被通过，就是评审们被影片的真实所打动了。
我也因为陆川的真实而对他印象良好。有个很有意思的巧合，本来陆川和崔健就有相似之处，巧合的是他们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都接过一个电话，而接电话时，这两个板脸男人都露出了温柔的表情，声音也很温柔。那一刻，我被打动。
如果多年以后，陆川如他所愿，成为了一个被观众喜欢的导演，或者真正的著名导演，我希望还是能够看见他戴着银项链，认真地和采访者谈内心的力量，偶尔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