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子:在银幕上生活而不是表演(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0日11:06  新京报
  一个率真机灵、人小鬼大的孩子,性格倔强,淘气任性,摔跤输急了要咬人,被小朋友奚落了就要去堵人家烟囱……40多年前这样一部名叫《小兵张嘎》的影片是所有孩子心目中绝对的经典,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嘎子”、“胖墩”们来说,这段拍摄的经历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嘎子:在银幕上生活而不是表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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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张嘎》电影海报,片中虎头虎脑的嘎子成为那个时代的孩子心目中最完美的英雄。

  崔伯伯看中我的“傻”

  导演崔嵬伯伯认为“不要以为那些会朗诵和表演节目的孩子才算会表演。《小兵张嘎》需要的是在银幕上生活而不是‘表演’的孩子”。许多跟我们年龄相当的人都说喜欢《小兵张嘎》就是因为喜欢我们身上的泥土气息。

  那个时候我12岁,在宣武区的教子胡同小学上六年级,记得那是在一节体育课上,看到一群年龄比较大的人在挑演员,他们看着我们指指点点在商量着什么,后来有人找到我说让我周日到天坛公园去,车票留好可以报销的,我自然很高兴,去了以后看到像我这么大的小孩有几百人,我们就自由地玩。后来又连续去了四五次天坛,导演问我的话我都实话实说,估计最后就是因为我的“傻”被崔嵬伯伯看中的。

  于蓝阿姨发现“嘎子”

  说起安吉斯最终出演“嘎子”其中还有一些小插曲。当时其他演员基本都定下来了,惟独主演“嘎子”还没有非常理想的人选。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崔嵬伯伯的家里吃饭,因为崔嵬伯伯和于蓝阿姨在北影厂宿舍住前后院很熟悉,于蓝阿姨的儿子田壮壮比我们小两三岁,我们也经常一起玩。于蓝阿姨得知“嘎子”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就推荐说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个朋友的儿子很“嘎”,演这个角色很合适。后来就是导演助理袁立华和黄健中把安吉斯从呼和浩特带到北京的。

  安吉斯的确很“嘎”,“嘎”的意思就是聪明和淘气,而且不是一般的淘气,我们差不多年龄,我就跟影片里面的“胖墩”一样经常受他的欺负,但是在剧组里大家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

  电影里的一切都很真实

  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折腾”了一年多的时间,大概520多个镜头,我们拍起来异常艰苦,崔嵬伯伯导戏非常认真,而且绝对追求真实。每个镜头都要拍四五遍,到很多地方去拍,大家都对“嘎子”和“胖墩”摔跤的那场戏印象很深,我们在大堤上摔跤,一切都很松弛、自然,根本不顾周围的一切,摄影机把它纪录下来,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组镜头。应该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样表演,头脑里没有这样的概念,这与崔嵬伯伯给我们创造最真实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拍这部电影很苦的,游泳、摸鱼都是练过不知多少遍,在白洋淀和当地的十几个孩子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崔嵬伯伯总对我们说“他们都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出汗一定要真的出汗,不像现在这样往脸上喷水,我们都是到外面跑步,呼哧带喘地跑出汗后才开始拍。被“嘎子”耍赖咬上一口,也是真咬。照我们的话说就是“一切都动真格的”。

  就在拍完《小兵张嘎》没多久,遇上“文革”,我们几个人后来都像许多知青一样,到外地插队,安吉斯去了东北,我去了山西,后来安吉斯还当过兵,做过生意。我接了当工人的父亲的班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的“嘎子”和“胖墩”也已经是黑发染霜。

  口述:吴克勤(现年55岁,现居北京)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回眸

  那时的孩子看什么电影

  与同时期的各种题材的中国电影一样,我们的儿童电影为了适应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气候,本该充满快乐的童年生活也背上了重担。虽然那时的儿童影片在风格样式的探索方面留下较多的空白,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仍有不少优秀的儿童影片成为了至今令大小观众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

  革命历史题材:

  《鸡毛信》、《小兵张嘎》

  说起放羊娃,大家一定会想到《鸡毛信》中由蔡元元扮演的海娃,这部由石挥导演的影片曾获1955年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五十年代的小观众大都被《鸡毛信》中的海娃深深地吸引过,而以《鸡毛信》为发端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电影在60年代的电影《小兵张嘎》中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

  喜剧色彩:

  《花儿朵朵》、《小铃铛》

  由谢添、陈方千编导的《花儿朵朵》、《小铃铛》是当时比较罕见的节奏明快、形式活泼的儿童影片。《花儿朵朵》留下一首广为传唱的儿童歌曲《花儿朵朵向太阳》,这是赞美新中国少年儿童助人为乐精神和奉献精神的最好写照。《小铃铛》描写兄妹两人拾到报幕木偶“小铃铛”后的有趣故事,影片奇特夸张的造型,活泼可爱的表情动作,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童话神话:

  《宝葫芦的秘密》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0年根据同名童话剧改编的《马兰花》以仙人马郎与小兰的爱情经历为线索,用拟人化手法表现花草动物们的个性。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63年摄制的《宝葫芦的秘密》根据张天翼同名小说改编,导演充分利用电影特技,创造奇妙的幻境,拟人化的宝葫芦对于当年缺乏童话片的儿童观众来说实在是太大的惊喜。

  整理张悦

  电影笔记

  完美英雄的重新解读

  我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有一个英雄梦。那时的英雄梦,不是当老板,做大腕,名登“福布斯排行榜”,而是做壮烈的、自我牺牲的、实实在在的英雄,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努力成为这样一个人。按照这样的标准,在那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让孩子们都敬佩的英雄并不容易。老实听话、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不能算英雄;被捕或遇害,功败垂成的也不能算完美的英雄。真正的英雄,要么狠狠打击了敌人而自己又毫发无损;要么没等引颈就戮就已经与敌人同归于尽。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都觉得,小兵张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他调皮机智,处处逢凶化吉。但是长大以后,我却发现,当初之所以那么喜欢嘎子,不是因为他身上的英雄主义,而是另有原因。

  我有一个观点,一部电影在看过许多年以后,依然留在你脑海中的那个镜头肯定是最有艺术价值的。像《地雷战》中的坏蛋偷地雷,《渡江侦察记》中兵痞唱“我吸足了一口白面”,《鸡毛信》中的伪军宰羊……所有这些片断,居然都不是影片的主旋律。

  在电影《小兵张嘎》里,我记忆最深的镜头只有三个。一是张嘎跟小胖墩摔跤时咬人;二是张嘎堵了小胖墩家的烟囱;第三个,想必人人都记得,那就是胖翻译官白吃张嘎的西瓜,边吃还边说:“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吃你几个烂西瓜……”

  至于嘎子英勇被捕,被关进敌人炮楼,戏弄看守他的伪军,后来又火烧敌阵,这些最英勇、最壮烈的镜头,竟然都被我忘掉了。直到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才想起来了,原来这部电影还有那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啊。

  原来我喜欢《小兵张嘎》,是喜欢嘎子身上的缺点,是喜欢那个反面人物———胖翻译官。这就奇怪了,难道说,小时候受的英雄主义教育都白费了?难道说,我们以前看电影都是取其枝节、弃其精华吗?

  话当然不能这样说。我们知道,《小兵张嘎》拍摄于1963年,那是一个“主旋律”轰鸣的时代。而嘎子睚眦必报的个性,翻译官贪吃跋扈的性格,却成为一串逃逸的音符,在受惯了正统教育的孩子们心头引起巨大的共鸣。物极必反,英雄主义的东西灌输多了,人们就暗暗喜欢一点反英雄的东西。

  我看过该片编剧徐光耀的一个访谈,他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已被打成右派,每天挨斗,身心俱疲,万念如灰,惟求一死。但他转念一想:“自杀,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于是,他把斑斑血泪化成杜鹃,带着含泪的微笑,为我们创作了嘎子这个人物。嘎子身上“嘎劲”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嘎子带着虎虎生气的原因。

  如今,《小兵张嘎》被改编成了20集电视剧,我偶尔看过一、两集。感觉物是人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因不全怪电视编导,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孩子们心中的英雄,是那些明星大腕和强人精英,或者说是那些投机取巧的、自私自利的、生逢其时的、不劳而获的人。所以说句对这个时代不恭敬的话,纵使《小兵张嘎》拍得再好,也不会像当年那样受人欢迎了,现在大家爱看的是《蜡笔小新》。

  王佩(杭州编辑)

  世界风云

  1963年

  1963年,库布里克创作了经典黑色喜剧片《奇爱博士》,影片嘲讽那些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不过是从人类自身欲望中扩张出来的物质力量而已。

  1963年3月27日,昆汀·塔伦蒂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挪克斯维尔,从童年起昆汀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电影。

  《日本昆虫记》是今村昌平在1963年自编自导的重要影片,影片对日本几十年的历史作了细节丰富的呈现,剖析了日本社会中人的价值。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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