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制度治党等问题的思考虞云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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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执政规律，既要看到执政党活动的共性，又要看到不同性质政党的本质区别和各自特性。
对于国家来说，要坚持依法治国；对党来说，要坚持用制度治党。两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用制度治党，从本质上说就是党的行为和各种活动都要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不仅是政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发展党内民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
用制度治党，要害问题是加强体制、机制意义上的制度建设，使制度靠自身的动力运作，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允许任何人排除在制度之外。
———编者辑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执好政、如何长期执政这个重大战略课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深刻和重要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决定》有许多新意和亮点。下面我谈谈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
《决定》总结的六条主要经验，既体现了我们党对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的认识，又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的思考
我们党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决定》总结和阐述了党执政55年来的六条主要经验，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从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总结执政经验，这在我们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意义非常深远。六条主要经验来自执政实践，每一条都凝聚着我们党的艰辛探索，体现着我们党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在成功和失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历史过程。
比如，经验的第一条，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党诞生的那天起就非常明确。但是，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比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在执政以后，主观上努力沿着这样一条路线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客观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一度把马克思主义僵化、神圣化、教条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错误的态度导致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相结合，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在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这一条可以说是管总的经验，是最重要的经验。
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一共是十条。这次《决定》又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六条和十条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就其基本点而言是完全一致的。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十条基本经验，着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基本问题讲的。而六条主要经验，是从把握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讲的，着眼点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六条和十条都显示了我们党对两个基本问题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特别是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的伟大成果。
规律就是法则，是客观的、是人的主观意志所不能抗拒的，但人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运用它。我们研究执政规律，既要看到执政党活动的共性，又要看到不同性质政党的本质区别和各自特性。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作为人民实现掌握政权、当家作主愿望的工具，同样要遵循普遍的执政规律。但是，又必须认识到，由特殊的国情和党情所决定，我们党有着不同于其他执政党的特点和优势。正是基于对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出发，从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来考察党的活动，对党提出要求。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最根本的，就是要运用手中的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始终不离开这个根本。离开了这个根本，离开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一条不可更移的最重要的基本规律。
《决定》总结的六条主要经验，既体现了我们党对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的认识，又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的思考。《决定》强调，这六条既是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又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把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清醒认识、自觉把握和运用执政规律的基础之上，标志着我们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科学执政强调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执政强调执政的人民性，依法执政强调执政的合法性，三者结合在一起，勾画出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完整框架，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的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是否科学，这本身就是执政能力的一部分；同时，党的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又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发挥。因此，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决定》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明确地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概念。
把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首先要弄清领导和执政的联系和区别。领导和执政是密切关联的。领导是执政的政治前提，执政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必然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是，领导和执政既有紧密联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党主要通过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教育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来实施领导。而执政则主要发生在国家政权活动领域。领导的本义是“引导”，要有被领导者的自愿服从、自愿跟随为前提。而执政活动必须受法制的规范和约束。
这些不同，具体体现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就会有差异。把两者区别开来的意义在于，无论是领导还是执政，都应当按照它们内在的本质要求来进行。如果在实践中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很容易出现单纯用行政命令来实施领导，或者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这样做的结果，既削弱政府权威，也损害党的权威。由于我们党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和错误观念影响很大，所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任务非常艰巨。党的执政方式如何改进，按照什么要求来完善？《决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把这三个“执政”并列起来一起提，是一种新概括。把这三个“执政”作为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这也是第一次。这三个“执政”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思考执政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
《决定》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者并提，含义非常深刻。三个“执政”之间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科学执政强调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执政强调执政的人民性，依法执政强调执政的合法性，三者结合在一起，勾画出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完整框架，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用制度来规范和调节各种关系，使党的一切活动都有制度可依、有章可循，就会大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
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并不是各级机构和每个领导干部能力的简单相加。因此，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体制、机制和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作用，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但要着眼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更要重视党的制度建设。
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密切联系起来，是《决定》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改革的必然要求。对于国家来说，要坚持依法治国；对党来说，要坚持用制度治党。两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用制度治党，从本质上说就是党的行为和各种活动都要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不仅是政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发展党内民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用制度来规范和调节各种关系，使党的一切活动都有制度可依、有章可循，就会大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
在这次全会《决定》中，制度治党的思想体现得非常充分。例如，《决定》在总结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时强调，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有“科学的制度”；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要“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在论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时，提出了许多保证这些任务落到实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改革精神的制度建设要求。
党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各种制度不是执政能力本身，但是，制度是否健全、是否科学，极大地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决定着党的执政功能的实现程度。健全的科学的合理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能正确划分职能，明确工作程序，明晰执政活动的责任归属，使各种要素得到有效配置，使各项权力的运作在严格的监督和制约之下。反之，不健全、不科学、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必然造成无序和混乱，造成执政效率低下，执政成本提高，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引发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的制度已经够多了，关键是执行得不好。这话有一定道理。之所以发生“制度”执行不好、执行不下去，或者在执行中变形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各种要求和规定很多，但相互之间缺乏连接，不能构成有机整体，甚至相互打架、抵消，而违反要求和规定的又没有严格惩处。所以，用制度治党，要害问题是加强体制、机制意义上的制度建设，使制度靠自身的动力运作，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允许任何人排除在制度之外。
《决定》对制度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这些制度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二类是基本经济制度和党对经济工作实施领导的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从所有制、分配、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和重大举措。《决定》强调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第三类是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是党的组织优势。第四类是落实上述制度的更加具体的、着眼于可操作的机制和制度。
《决定》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各个层面上，从体制和机制上加大了制度建设的力度，使制度建设的内容更系统、更全面、更广泛、更注重相互之间的衔接。
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和本领的提高，在于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就党的整体能力来说的。然而，构成党的整体的基本要素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党的执政能力强不强，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和本领的提高，在于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50多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是我们党的执政骨干。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承担着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是党的执政水平的主要体现者。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认真思考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自己该怎么办。我以为，以下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增强执政的忧患意识。二是在实践中提高执政本领。三是掌握科学的执政方法。四是树立良好的执政作风。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副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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