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向死亡抗争的集体仪式(图)_影音娱乐

《可可西里》：向死亡抗争的集体仪式(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0月26日09:35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贾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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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西里，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这是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平均海拔4700米，它广袤浩瀚，神秘莫测。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它奇异神秘的文化形态，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它独一无二的自然形貌，为电影提供了最奇异的视觉景观。但是，所有的摄制人员与影片中的巡山队员都非常明白，进入可可西里意味着什么。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盗猎者罪恶的枪弹，而且还包括稀薄的空气，险恶的流沙和肆虐的风雪，这些都可能随时随地吞噬人的生命。

　　《可可西里》剧组的全体成员在5个月内曾经转场于青海的玉树、格尔木、五道梁、冷湖之间，穿越了大半个青海高原。这些地区许多都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据媒体报道，因为天气恶劣多变，气候异常，剧组大多演职人员，包括导演陆川在内，高原反应强烈，头痛、头晕呕吐、缺氧、感冒发烧，晚上缺氧睡不着觉，甚至有的人出现肺部感染、心脏病等疾病。由于影片几乎全部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实地拍摄，在那里，人的生命随时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不要说在狂风里像追捕盗猎者一样疾速地奔跑，就是维系一个人的健康生命，都非同寻常。为此，拍摄这部影片本身就成为一种向死亡抗争的文化仪式。当电影在一种商业化的运作逻辑支配下力图把每秒24格都变成“暴力影像”、“性爱影像”或是“嬉笑影像”的时候，《可可西里》却以生命为代价拍摄出每秒24格的“生死影像”。从传统意义上讲，《可可西里》是一部真正的理想主义的电影。只是作者表现理想的方式，并不是编织一个虚幻的理想主义者信仰的胜利，而是通过见证死亡，来为理想主义者请命。从现代意义上讲，《可可西里》是一个用影像书写的文化寓言。它的主旨是：不让天下的理想主义者死得像日泰那样地无助，像刘栋那样地孤独。

　　所有参与《可可西里》拍摄的人都是在用生命“书写”电影的人。他们身上都具有一种电影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弗拉哈迪、在维尔托夫身上都曾闪现过，也同样在成龙、在冯小宁身上闪现过！这种精神的核心是：他们把电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但是，如今世界的电影片场毕竟不是战争年代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动相互拼杀的战场；特别是当电影的本色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金钱的本色”、“娱乐的本色”的时候，凭借电影中的艺术精神是否还能够承受得起人最宝贵的生命？当电影这座制造“白日梦幻的工厂”正在越来越远离现实的时候，依靠电影中的理想主义是否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同？《可可西里》的问世，使我们的这些疑惑在浩瀚的青藏高原上空烟消云散。

　　首先是影片编剧、导演陆川心境的改变，他决定了作品的改变。在影片创作期间，陆川曾经惊悉一位同学溘然长逝的噩耗。他曾说：“从此，每到黑夜来临，对于死亡的恐惧便开始折磨睡眠。我突然有一种末日感，惶恐不可终日，别是我最后一部电影。”作者的这种意绪不可能不对影片的创作产生影响，影片的执行导演赵祥说。陆川在拍戏的过程中至少3次说起如果自己不能活着把电影拍完，让赵祥一定要坚持把电影拍下去。在中国也只有在可可西里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拍电影，电影片场才会成为前赴后继的疆场。后来到剧组探班的哥伦比亚公司的葛路明因车祸不幸去世，更在无形中强化了影片原在的悲壮气氛。陆川在回顾当初的拍摄经历时说：“在青海住的玉树宾馆，窗口面对是一片青山，山顶上全是寺院。那里每天都有天葬。头顶上山鹰在那里旋转、嘶鸣。死亡的恐惧与生命的轮回在那种环境中感到特别强烈。”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中，《可可西里》从原来文学剧本中贯穿的一个“求生”（勇士缉凶）的主题，变成了现在电影中贯穿的一个“赴死”（英雄命名）的主题。

　　中国西部贫瘠广袤的旷野，渺无人烟的可可西里荒原，除了出品世界珍稀动物藏羚羊之外，自2003年以后，还出品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这就是电影。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0月26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