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下文坛,我们不难发现作家高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的中青年作家每年少则写四五本书,多则要写七八本书乃至更多。于是,一个高产作家的作品,在书店里一摆就是一长串,让人光是读读书名就眼晕。许多高产作家,被读者称之为“写手”或是“文字批发者”。当前文坛的创作情形形成了一种高产与低质的鲜明对比。庆幸的是,高产作家中开始有人为此表露了“惭愧”的话语,甚至还有人为此由衷发出了“忏悔”的声音。
首先表达“惭愧”心情的是曾经引领先锋写作的作家余华。他先是为自己的作品还没有写到200万字而“惭愧”,于是准备加大自己的写作速度。然而,余华自从赴美讲学半年回国之后,却带回了另一种新的“惭愧”:不是惭愧自己写得少了,而是惭愧自己已经写得够多了。因为在美国他意外地发现,与那些令他崇拜不已的许多优秀欧美作家相比,自己的作品数量已明显地超出了他们一生创作的数量。原来“他们是用写5本书的精力去写1本书,而我们有的作家是用写1本书的精力写5本书。”其结果当然是,数量是不断上去了,可质量却是不断下降了,甚至是愈来愈糟糕了。应该说,余华作为一名实力派作家,他的这种“惭愧”是发自于内心的,绝非一时的作秀。
发出“忏悔”声音的是女作家赵凝。她之所以“忏悔”,是因为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写得实在太多了,简直有泛滥之势了。仅2001年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被文坛称为“赵凝旋风”。2003年她推出了6本新书。而自从内心开始反省直至有了“忏悔”的念头之后,出书的“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出书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表现在2004年内,长篇小说新作仅推出了《夜妆》,无论是从来自于图书市场的销量还是文学界的评论来看,反应都不错。于是,也就有勇气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一个女作家的忏悔》一文,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产“当红”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和“当红”演员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作家如果不从作品的质量上下工夫,那么,再怎么“当红”的作家也只会是过眼烟云。
无论是余华的“惭愧”也好,还是赵凝的“忏悔”也罢,其在当下文坛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毕竟作家写作与农民种田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