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中国的古典音乐界，余隆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名字，他使古典音乐第一次有了市场觉醒，也由此颇遭争议。几年来，争议中的余隆和爱乐带领中国交响乐走了多远？
本刊记者/应妮
作为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人们对他作为音乐活动家的评价多于对他作为优秀指挥家的关注。而余隆本人认为所做一切全缘于“对音乐的热爱”。
4年前爱乐乐团成立如一声“炮响”，震惊了中国音乐界，也使古典音乐圈第一次有了市场觉醒。关于他的争议也由此而起。当年圈内的各种评说见诸报端，在各种猜测和评论中，爱乐乐团走到它的第五个年头。
这次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爱乐出现在与国际大师合作的舞台，颇为尴尬的是，和往年一样爱乐的现场仍是观众不太多。
在政府支持下，北京国际音乐节已到第七届，其参与乐团和大师的水准及在国内乐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作为筹办者，余隆功不可没。在采访中，他坚决地说，“文化事业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目前，余隆身兼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及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众多任职不仅使他的业余时间格外少，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在与他面对面的采访中，尽管不少较为尖锐的问题让余隆有些不快，但他坚持完成了采访，并向记者道出处于舆论中心的内心感受。
余隆，身材高大，一点没有上海人的轮廓，一坐下，隆起的肚子颇具成功人士的特征。
余隆锐利的性格在交谈中一览无余。对于他想让别人接受的概念，他会借助各种手势不停地再三强调，往往题目还没问完，他就会打断你先发表一番宏论。
“我只是一个普通音乐家”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音乐节快要结束了，和往年不同今年采用了低票价，它的上座率是否符合预期？
余隆：坦率讲还是多了。至少学生、真正的音乐爱好者更多，因为今年的票价给他们更多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加上赞助，收支情况与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余隆：通过赞助和各方面支持，我们补足了低票价不够的地方，让更多老百姓有了进剧场的权利，更多音乐爱好者能够买票进剧场。
真正的市场运作也在这方面体现出来，除了有政府的支持外，更多地保持市场的良性循环。如果都是在一个票价高居不下的情况下，观众就会越来越流失，市场越来越萎缩。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对我说过这次票价能降下来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
余隆：连续七届，政府一直保持很强大的支持。世界上任何艺术节、音乐节或是重大文化活动，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支持只对你们吗？
余隆：有些院团拿政府的支持不做事，自然政府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考虑）。我认为现在很多院团本末倒置，他不去把工作做好，反而老想去赚钱，这就是两回事。钱，固然是重要，但是你不把工作做好，钱从哪里来？
咱们可不可以不要去谈关于政府支持的问题，可以谈艺术问题，其他问题。首先，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第二我也不是政府行政人员，我只是一个普通音乐家。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你在尝试把音乐节市场化吗？
余隆：我还没有听说过全世界哪个音乐节、艺术节是市场化的。如果什么都由市场需求来决定，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在市场里解决。
“文化事业”就是不能够完全市场化的东西，比如古典音乐、芭蕾、文学等。
坦率来说，本身一个什么节，它不是企业行为，何来的“市场化”这一说？赞助商的介入只能说是赞助商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化活动的支持。你说的市场看定位在什么方面，如果是文化事业的市场，那把对跟人之间的关系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做好，也是一个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音乐节中国方面的乐团与国外大师的合作上多为爱乐乐团。
余隆：我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对，是爱乐。因为我是爱乐的总监。
坦率地说，爱乐目前是中国艺术质量最好的一个乐团，仅此而已，这跟我是不是爱乐的总监没有必然的关系。目前情况是，从时间的调配上，爱乐可能会便利一点。但将来如果爱乐还是这个水准，我不是爱乐总监，我做音乐节还是会用（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乎外界对你的评价吗？
余隆：我没看见。我最棒的事情就是不上网。所以我劝网友不用骂我，因为我根本不看。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知道网友骂你？
余隆：我听朋友说啊，说完了我也不去看。
“如今政府投入爱乐的比其他乐团还少”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你的采访，怎么都绕不过去爱乐乐团的成立。爱乐成立时高薪聘请乐手，中国交响乐团一下来了30人，他们那几乎空了。
余隆：不谈这个问题。我告诉你，音乐家的来去，人才的流通这才叫市场，一个乐团是靠人才流通来维持的，不是黄世仁抢喜儿。而且这件事情跟我没关，我只是去打工，直接去当总监的。
本身中国交响乐团的建立也同样有来自各院团的人。如果爱乐办不好，自然也会有人才流失。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来了或走了多少人。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的成立相对于其他乐团，得到了政府更大的支持，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余隆：不同意。我从来没认为（爱乐成立）这个事有什么特别。爱乐挣的最多这个没错。但如果说政府投入，爱乐一点不比其他乐团多，如今甚至还少于某些乐团。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政府支持是爱乐最大的经济来源吗？
余隆：应该是的。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爱乐的管理者，将近五年你认为自己给爱乐带来了什么？
余隆：最重要是建立了一种爱乐精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全世界的爱乐精神都一样，是一种职业精神，这是在中国其他乐团不太多见的一种精神。大家对艺术的投入，对工作的热情，对工作的认真。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的出现使中国交响乐发生了哪些改变？
余隆：带来一种希望——中国的交响乐在世界上不会比任何国家差。（余隆说着站起来，两手插在裤兜里，神情骄傲。）
中国新闻周刊：毫无疑问爱乐的起步很高，但圈内人同时也认为爱乐现在到了一个平台期很难再进一步发展，就是个人技术都很好，但整体配合从音乐表现力来看处于有音无乐的状态，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余隆：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stupid question，I even won’t answerthisquestion。
音乐就是给每个人不同感受的东西。你听着是这样不一定别人听着也是这样。（而且）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过程也是很美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在乎外界对爱乐的评价？
余隆：当然在乎，我非常在乎。因为我为它工作，我为它骄傲，我在这个乐团的历史上可能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人应该对从事的职业和机构有一种忠心，有一种骄傲，一种敬业。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年薪收入在中国的音乐总监中是最高的吗？
余隆：作为音乐总监来说，在中国算比较低的年薪。上海、广州的都超过了。
“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音乐活动家，我都挺辛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遗憾越来越少时间做一个纯粹音乐家？
余隆：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有充足的时间做艺术上的工作，也有充足的时间做其他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圈内更多人觉得你作为一个音乐家不如做一个音乐活动家，也对你这方面活动能力相当赞赏。
余隆：你这个话不对。作为音乐家（的成就），我还是称职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有环境下，音乐活动家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余隆：总得有人去做事，所谓做事你就成音乐活动家了。谁都可以做，只要有心人，都可以成为音乐活动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怎么评价所做的一切？
余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德国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音乐活动家，我都挺辛苦的，但还算做得不错。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旁边说风凉话的人很简单。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些年来，你给中国的古典音乐带来了什么？
余隆：国际音乐节七年，爱乐（成立）快五年，在艺术上越来越把它上到一个精深的地步，另外一个是观众的普及和培养做得越来越好，还有从专业角度来说，越来越职业化。
争议余隆
谈到余隆，最多的就是关于筹办北京国际音乐节和担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这也是引来最多非议的两件事，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非议人物”。
1992年，出身音乐世家的余隆游学德国八年归来，当年他29岁。
回国后，他在中央歌剧院担任指挥。
1998年，他筹办了第一届国际音乐节并一直成功延续至今。延揽各国艺术大家来京献艺，不啻为北京艺术舞台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京城古典乐迷的一件幸事。
2000年，他出任刚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随即，爱乐以两倍于中国交响乐团的高薪聘请了近30名原国交成员。当时的中国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陈佐湟认为“爱乐有意挖走国交的人”，此举一下子把余隆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爱乐的成立方式，以及它与中国交响乐团之间乐手的竞争，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各种说法也纷至沓来：不满者认为爱乐的成立过多依靠行政资源，同时高薪挖墙角实属“不厚道”做法；赞者指此举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人才的市场流通，同时认为乐团之间良性竞争更有利于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
爱乐成立后，音乐节上有与国际大师交流学习的“特权”，引起相关人士议论，认为余隆过于偏袒他任职音乐总监的中国爱乐。
同时扮演音乐家和音乐活动家两种角色，余隆似乎游刃有余。他承认自己的性格有时太过尖锐和强硬，但仍很骄傲现在所做的关于音乐的一切事情。而对于这些年来的争议，他则以“无聊”做注脚。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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