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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3年开始，塞林格开始拒绝接近媒体，远离人群，居住在小镇考尼什。多年以后，他可以看到关于他生活中一些最平凡活动的新闻报道——登在《时代》周刊上的一幅他去杂货店的照片，或者是《新闻周刊》上关于他出现在战友会退伍军人聚会的一则报道。为他作传的保罗·亚历山大说：“他将会因为是一名隐士而著名下去。不管是否蓄意为之，塞林格通过避开公众而长留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塞林格过早注意到大众这种粘稠但容易厌倦的好奇心，尽管他并不十分肯定，但还是以霍尔顿的身份表达了对成人世界的失望：“绝大多数人说吧,他们都把汽车当宝贝看待。要是车上划了道痕迹，就心疼得要命；他们老是谈一加仑汽油可以行驶多少英里；要是他们已经有了一辆崭新的汽车，就马上想到怎样去换一辆更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望背后所支持的并不是憎恨，而是一种经过审美的失落。因此虽然作为隐士他受到的怀疑来自许多方面，除了刻薄如诺曼·米勒所评价作家“比预科学校里最出色的能人们高不到哪起”之外，琼·迪迪昂所写的则具有另外一种理解的尺度：“使其极具潜在吸引力是在于它丝毫未错的那种自助性书籍的模仿之作，就像上层中产阶级所读的《积极思考》，或许萨拉·劳伦斯学院里姑娘们所读的《让你精力翻番，生活不觉疲倦》。”
琼·迪迪昂的评价揭示了两个事实：一是他的作品中所渗透的感觉甚为普通，或者说情感上他是通俗的，他与其他人一样为同样糟糕的事情感到糟糕，为同样难过的事情感到难受。无论是文体还是小说的主题都从不太大偏离主流的生活模式。一方面塞林格对此感到失望，一方面对它的幻想却没有丧失。这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期态度：温存的成长时代培养出对成人幸福状态的向往，但初步接触的现实并不如意，尽管在暗处他们紧张并尝试改变与适应，但却要装出满不在乎的态度。汤姆·沃尔夫将之概括为：他们想要率性而为，可是在他们那率性的外表下有着极大的悲哀。从这个方面说，塞林格由于隐秘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而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这种瓶装的怅惘以一种愤怒的容器来进行，它穿透了一个个青春梦里虚妄且并不坚强的掩饰，同样多愁善感，像一张背过身去的脸。
（蕥 嬉／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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