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雅
十月二十日，是她的生日。今年，二零零四年，在她五十八岁生日之际的前十三个昼夜，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钦点了她的国家，奥地利，随后，钦点了她的名，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Je鄄linek）。
她长在维也纳，一个举世向往的音乐国度。她描述她的童年，一座天主教的幼儿园，一座由女子修道院主持的中小学，这期间，她抑郁而不可耐。待到再长大一点，她终于能去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属于宗教的乐器———管风琴。在多年、多年后，网上流传着她的一张照片：她盈盈地端坐在这种古老的乐器前，突然，她伸出右手轻触第二层键盘。照片上，她紧紧抿着双唇，冷漠而伤感的表情，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对艺术的观点，在她的小说《Wonderful，wonderfultime》的开头处便有这样干脆利落的陈述：“假如我们没有强大的感受力，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一堆物体。或者说，假如我们对生命能轻而易举地感到满足，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死去。我热爱绝大多数的艺术形式。”在这里，她强调“强大的感受力”，令人回味无穷。
在维也纳大学上学的第一年，二十一岁的时候，她的诗集《Lisasshadow》出版发行。隔年，她因为神经失常，离索寡居。再隔年，她的父亲死于积聚多年的精神病。
她总是这样，“恐惧”、“憎恨”、“死亡”、“强大的感受力”，她对生命的要求是那样高，因为她需要绝对的真诚，她企盼人们念了她的文字，然后真诚地对待自己。对于这一点，她现在还是失败者，因为人们仅从她的文字里念出“性虐待狂与受虐狂”，被可笑地看做萨德侯爵的传人，但是在将来很长的年月里，她依然得接受被误读的命运。
以她这样的性格，参加学生运动，并且肆无忌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实在是不足为怪的。讽刺小说《WeAreDecoys，Baby！》即是她二十四岁上的杰作。而她生活的年代也实在不能使她轻易放过政治这个话题。
就是这样一个人，绝对矛盾，在生活中刚硬无比，在作品中细腻万分。她这样解释：“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会尽量走到柔弱的一边去……
因为只有柔弱才能使触觉敏锐。”现在我们的媒体愚昧地把我们引入误途，用最“性感”、最时髦的词汇诱惑我们去窥视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作品。在诱惑面前，我们不幸失去判断力。
而她，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只不过描述了一些事实，通常用美丽的、步步逼进的白描的手法。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总是不得安宁，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交好？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在她评论舒伯特音乐的散文里，她说，许多疑惑永远都留有疑惑。于是，小说成为正途，它不停地展示给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背后的世界，也许我们忽略了，也许我们根本不愿去看。
在这个方面，她从来都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读者在她的作品面前出乎意料地变得单纯起来，以致瑟瑟发抖。但是，我们各个都和自己的母亲相亲相爱吗？我们各个都是身心健康，彼此温情脉脉，日日朝着东升的太阳飞奔而去的吗？不，没有。我们需要一点尖锐，我们需要有人指出我们内心深处混沌的肮脏的感情。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恰恰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悲观的，毫无希望可言的，没有爱的，充满抑郁，动辄就如火山爆发似的世界。
当年，戛纳电影节上，出演《ThePianoTeacher》的女主角IsabelleHuppert宣称，这部电影可能有着电影史上最离奇的性画面。又是“性”！话题以两点一线最近的距离直指向“性”。当“性”
被提出放大的时候，“性”背后的一切前因后果统统被视而不见。戛纳过后，是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再次谈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作品中“离奇的、瞠目结舌的性场面”，甚至把它作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作品的象征。倘若电影作为一种娱乐艺术，不去深究真相，可以被原谅的话，那么文学作为严肃艺术，依旧不去深究性背后的前因后果，则不再被原谅。
她灿烂的笑着，唇上抹着鲜红的口红。她穿着最为舒适的衣服，坐在书房里那透明的，半圆形的吊椅里，她把手往前一指：再见奥地利，我的诺贝尔奖不会是你纽扣孔上的一朵小花；再见，Publiceyes！报料线索一经采纳，奖金至少百元，还将进行线索评奖，奖金最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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