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姜小玲）为庆贺我国著名文学大师巴金先生101岁诞辰，上海图书馆今天起在一楼近代文献目录大厅举办“巴金捐赠文献展”，主要展出巴金先生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他的私人藏书，使用过的工具书、各种巴金著作的版本，以及巴金的部分手稿。展览为期十天。
“走近巴金”系列讲座第二讲昨天下午继续开讲。这次的主讲人是巴金的侄子、《家
》中“觉新”原型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李致说，之前，他一直在犹豫：用四川话还是普通话来讲？巴金离乡81年，至今仍说四川话，所以，他决定用四川话向大家讲讲自己心中的巴金。于是，伴着浓郁的四川乡音，我们又一次“走近巴金”。
巴金教我如何做人
李致说，1941年，离家18载的巴金第一次回到了家乡成都。回家的巴金住到了大哥家里，也就是我父亲家。那年我才11岁，只记得巴金带我的姐姐们看电影，我小，他就给我钱买邮票。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故乡，那些天我是和他睡一张大床。那时巴金已经是名人，很多人要他题字，我也凑热闹，原以为他会嫌我小而拒绝，巴金却认真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读书时用心读书，玩耍时放心玩耍，说话要对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年龄增长，更加深了我对这四句话的理解，尤其“说真话”使我受益匪浅。文革中我经历了靠边站、关牛棚，要交代自己或别人的问题，我都没有讲过假话。1993年，我到杭州看望巴金，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后来我请人写成条幅，挂在家里作为家训。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李致回忆说，文革开始，我和巴金的联系中断了整整六年。1973年，我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以顺道到上海看眼病为由，和巴金见了面。巴金见到我喜出望外，可是，我却发现他满头黑发此时已经根根银白，而且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上海三天，我们叔侄还是睡在一张床上谈天说地。到走的那天，下起了大雨，巴金亲自给我披上雨衣。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到车站时，我的脸上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巴金以前给我的信在文革中都被毁了。80年代至今，他给我的信有250多封，其中的162封已经收入《巴金全集》中了。我是他的侄子，更是他的读者，我喜欢他的作品，更崇尚他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巴金的“三个不”
患了帕金森症的巴金依然没有辍笔，在与病魔斗争的同时坚持写作。李致说，我常劝他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可巴金说，生命在于工作，这样才有意义。虽然他也常说，做完工作要好好休息。可他什么时候休息过啊，晚年还坚持编全集、写跋。他希望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生命之树开花结果。
巴金一直十分谦逊，他不赞成设立“巴金文学基金”和“巴金文学奖”；反对出版他个人的日记单行本。李致说，巴金特意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我的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收入全集可以，对少数研究者有点用处，但对读者没多大意义，我没理由出了又出，浪费纸张。”巴金也不同意修建故居。1986年，他给我写信说：“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为我建故居。我的一切都不值得纪念，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他说，“如果一定要有个地方让大家在我去世后来看我，那么就立个牌子，写上：‘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就行了”。
巴金是一个不领取工资，靠稿费养活自己的作家。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却无私地向社会、向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把自己稿费的存款捐赠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多次匿名向“希望工程”捐款，又陆续把自己的大量藏书捐赠给图书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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