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报报道】 如同往年，岁末的电影市场格外热闹。
周星驰的《功夫》和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对决，让大众对他们如何瓜分票房有了无限遐想。也因此，我们对中国的电影市场依靠大片也仍然没有起色的现状更加担忧。
如果每个中国人一年只花10元钱，看一场电影，这一年中国的票房将是1300亿。这本
是一道连小学生都能完成的数学题。可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它却是一道一直无法完成的难题。10年前，中国开始引进进口大片，感官被强烈刺激的国人边感叹过瘾边小声呼叫“狼来了”；10年后，中国电影的票房从20亿跌到了10多亿，这尚且是在票价狂飙数倍的前提下获得的，也就是说观众人数萎缩了八九成之多。更让人不可忽视的是，从院线反映的数字来看，那仅剩的10多亿票房中，外国大片作了大部分的贡献。
在本届金鸡奖上曾透露出一个数字，从去年10月起，中国一共拍摄了300多部电影，其中只有100多部在电影院播映过。不算那在沉默中死亡的200部，就算那播出的100多部电影的总票房还打不过那20部外国大片。
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国电影人明白，只懂得叫嚷“狼来了”是远远不够的。
要么生，要么死，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中国电影市场究竟有没有救，到底该怎么救，作为判定中国电影生死最直接的战场——电影院线的经营者，扬子院线总经理徐青向本报大声疾呼“中国电影永不消亡”，但其软肋——落后的电影发行却是非治不可了。
和徐青约的采访时间是下午两点，他很准时地在办公室等着记者。徐青的办公室在12楼，是顶楼，选在这个位置，他告诉记者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想把自己正在从事的电影事业看得更加清楚些。徐青很谦虚地告诉记者：“我对电影市场的一些看法只是属于我自己的意见，毕竟我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好歹有点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只是个人体会。”接着他说：“中国的电影至今未走出‘低谷期’，虽然不时能为观众带来几分‘惊喜’，一些影片也会获得专家好评，但总体来看依然是在自我迷恋中艰苦前行，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要想彻底解决非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作为这个行业中的一分子，当然希望这个行业好起来。”
资深电影人徐青：中国电影市场的软肋在哪里
中国电影市场正处在低迷后的回升期
泡了一杯茶后，徐青耐心地给记者解释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电影市场最为红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影院，经常是场场爆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票房每年可以达到20个亿。目前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在10亿元左右，人均不足0．8元，平均每人5年进一次电影院。与美国人均每年5．7次相比，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相当惨淡的。”
徐青托了托脸上的眼镜，接着说：“这中间确实经历了一个摸索期，现在已经好多了，1999年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最低谷的时候。当时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因此封杀了很多美国大片。由于当时电影市场上，美国大片已经占有相当大份额的票房，所以美国片被封杀，使我国整个电影市场可以称为被‘拦腰斩断’。去年非典对院线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几个月都跌得很惨。到了今年，电影市场就有所回升了，拿江苏来说，今年到10月统计的结果已经比去年整年提高了40％，9000万，已经快接近历史最高了。”
拯救中国电影四部曲
徐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每个中国人一年只花10元钱，看一场电影，这一年中国的票房将是1300亿。”遗憾的是，这个看起来很轻松的计算方式却一直没能在实际中实现。
徐青指出：“首先是电影的质量，目前国内很多的电影都让人们很失望，我认为他们拍的东西是‘象牙塔’，学术性太强。创作者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观众要的是什么，观众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电影？愿意掏钱的很大一批是年轻人，创作者知道他们的生活吗？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要什么？我建议拍电影还是不能太艺术，应该更商业一些。应该深入生活，别总是盯着艺术看。电影创作是一个让充满电影艺术激情和灵感的人们得到发泄的空间，不是令他们感到压抑的空间。商业片的出现就是让市场活跃起来。如果创作出来的只是一部接着一部沉重的作品，也就是‘艺术’的作品，想让观众源会增多无疑是说瞎话。”
其次就是票价问题。徐青坦言道：“目前，我国的电影市场中电影票房存在‘贵族化’倾向，观众消费能力比较低，难以承受‘高消费的电影’。但如果说中国电影票价非降不可的话，中国电影市场就必须每年出现更多的好影片。试想，一座投资2000万元的电影城，每个月都要缴出可观的租金、管理费，以及折旧和人员工资，但每个月只有一两部叫座的电影，能指望它把票价降下来吗？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对票价是降也不敢降，升也不敢升。”徐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建议在放大观众群的前提下降价。我们曾经尝试在首轮片中搞降价活动，效果很好。”
规范电影市场秩序，打击盗版也是很让徐青头疼的问题。他说：“电影的DVD与影片同时发行，这无疑就是自杀！很多制片商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会遭遇盗版，但很多电影竟还以被盗为荣，电影反而成了盗版的宣传。现在它满街满巷，让外国人误会中国不保护产权。表现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的《河东狮吼》，我们第一天放的时候，影院门口就有卖盗版的，我们是20元一张票，他们是10元一张碟，你说你要去看什么呢。但并不是说盗版就打击不了。张艺谋的片子往往在电影推出半个月后才宣布有碟片出，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出的音像碟都是盗版，以推出时间为分水岭，公安部门就很好来打击盗版了，这种做法是比较好的。《后天》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同步引进。”
徐青对影院环境好坏所起到的作用深有感触：“中国的电影院很大程度上还在吃老本，不过也有比较好的，比如四川、湖北、浙江的院线就做得不错，较早地引进了外资，建立了比较豪华的电影院。现在都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你影院的环境好，服务到位，到处充满了文化气息，谁不愿意在疲惫的时候去看场电影啊？大家肯定抢着看。”
电影产业链中的软肋———电影发行
外界很多言论都认为“院线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垄断，并限制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徐青很不以为然。他看了看窗外，逐字逐句地对记者说：“‘院线制’就是以几个影院为基干，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发行的主体和若干影院组合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院线可以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可以是跨省跨地区不同发行公司与影院之间的合作。它的实质就是促进放映业的规模化、规范化，促进原有的发行与放映紧密化、一体化，从而使我国的电影发行与放映从条条块块分散性的分割式转向院线网络的连通式。”但是徐青同时也指出：“现在很多人都眼睛盯着院线，既然这么有革新意义，就可以靠改变这个来拯救中国电影。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自己也做电影院，说来全国有三十多家院线，但放的片子都一样，等于一条！原来我们成立院线是想通过每条院线自己争取的不同片源来形成竞争，现在看来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安慰自己。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光靠改革院线不能拯救中国电影。”
徐青还认为，由于发行方的非专业化，不懂电影内涵，一味固守着以明星来叫卖影片的宣传方式也是制约院线乃至电影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徐青说：“电影院就像一个卖场，它是给观众介绍影片的载体，它只是决定电影市场的其中一个因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电影的娱乐性应该体现其中。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不管是从体制上还是机制上，电影娱乐性的附带品——商业属性还没有得到保证。发行公司对影片认识不清，不知道影片的卖点在哪里，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它的市场价值实现。”
徐青说：“宣传走四方这种方式已经太老套了，其实每一部影片宣传手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影票房的效益。如今，炒作成了影视制作公司的必备手段，拿演员炒作，拿片子炒作，但除了这些，电影在近几年却走不出一个路子，就是每拍好一部影片后和上映前，制作公司总是会带着演员在全国各地溜达，组织影迷见面会，拿演员为影片造势。不过，这条路子刚开始时兴，老百姓很新奇，连带着看演员的同时也把影片看了。可是近几年这个路子对制作公司来讲，却不吃香了，原因何在？老百姓演员看得多了，也就不稀奇了。张艺谋在这个方面又做得很先进，比如《十面埋伏》的首映式，很成功，也很有开创性。”
尚待开发的盈利空间
但是，票房并不是一部电影惟一的盈利点。徐青说，作为一种娱乐形式，电影将长久存在。它的商业价值不仅包含了电影的票房，即电影院的常规门票收入，还包括录像带、CD、LD、VCD、DVD乃至主题公园、玩具、文化衫等电影相关产业的开发，连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们也瞄准了这一利润巨大的市场。
“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行业。版权费、广告费、贴片费等等。”徐青非常坚定地告诉记者，“越好的片子，贴片时间越长，比如说《英雄》，就创下了片前10分钟的贴片纪录。张艺谋已经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影片前的贴片问题，很多人排着队等他来做呢。在国内投资电影，如果反响大，成效是很快就能见到的。”
在采访的最后，徐青嘱咐记者：“电影市场虽然低迷，但肯定有救，因为它永远不会消亡。”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导演张献民：电影市场越喊亏本越投资
11月28日，在得知采访主题后，张献民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探讨中国电影市场究竟有没有救的问题在他看来，目前尚无必要。“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他说，“从整个行情来看，中国内地的电影一直是在向前发展的，现在已经达到了高数量产出，平均一年生产约140部，绝大部分是故事片。从投入来看，资本方非常有热情。但仅仅从账面看，这么多片子是和引进的美国大片，共同分享国内的10亿—20亿元人民币的总票房，其中美国大片又占了大头。也因此，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亏’，然而实际情况是，那些投资人并没吃亏，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热情。”
张献民告诉记者：“简单说来，弄清楚两个问题即可明白里面的潜规则。”
问题一：如何靠主旋律影片赚钱？
张献民对记者说：“国内电影，从来不乏主旋律影片。近年来的主旋律作品，仍然是电影市场的主流。它的首要目的由以前的宣传某些思想，向告知某些更正确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上转变。主旋律电影大都是以政府的投资或奖励为主要经济途径。”
张献民还对记者透露：“在拍这类影片的时候，政府目的是很强的，所以这种电影价值你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学数字来衡量。很简单，100万的投资，等于是白拿的，虽然你只赚回来了20万，但20万纯粹是你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亏了，但是实际上是赚了。当然这是不光彩的，可能是坑了纳税人的钱，放到私人腰包里了。这种现象在电影圈内不少见。”
问题二：为什么越喊亏本越投资？
“很多电影的投资数字一向都是讳莫如深的。要是给捅出消息了，就在投资数后面加一个零。比如200万的要说是2000万，2000万当然是说过亿了。”张献民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有一个投资数额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就是投资预算超支。在我所知道的2003年电影投资中，预算超支的影片竟然占了60％以上。”
既然预算都会有那么多超支，抛开非商业性影片不谈，商业性的电影投资在中国还有空间吗？张献民认为，中国的电影回收包括几个部分：票房、音像版权、电影频道购买，其他的还有贴片广告、内容广告等等，除了票房难以控制以外，其他回收渠道还有相当空间，特别是音像版权形势越来越好。各方面根据市场和投资，其实是可以估计出一个大概的数字的。然后只要影片质量达到预期，操作不失误，一般影片并不会亏本。你要知道，如果你投资其他产业，10％的年回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电影一旦成功运作，回报可能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所以，虽然人人都喊电影产业亏本，年年还有那么多人跳进去。记者 陈璐
(编辑 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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