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张国勇等怒斥“非正当票价”现象，建议通过健全与演出业有关的文化和商业法规，来遏制“天价”；应当用宏观调控来有效干预“烧钱”演出。
本报讯（记者伍斌）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新建剧院不断崛起，海外大型演出连续被引进，与此同时，动辄上千元、数千元，乃至某大城市一场芭蕾演出竟然售出2万元一张超级贵宾票，其手段严重背离了市场法则，出现了“买票的不看戏，看戏的不买票”，“有票的
忘了看，没票的看不到”的奇怪现象，对此，几位中国乐坛的扛鼎人物坐不住了……
健全文化商业法规 遏制“文化谋杀”行为
中国爱乐乐团和东方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余隆，用“不正当票价是一种文化谋杀”，来表达自己的激愤之情。余隆说，他对现在演出界的做法颇有疑义———一些国外顶尖演出，引进国内的费用10倍、乃至几十倍地高于在国外的报价，而面对的中国老百姓却是没有那样高的消费能力的。世界演出市场中，票价的制定与观众可支配收入都遵循一定的比例原则。中国观众凭什么去接受高价演出？何况，现在演出商不通过有效的市场运作，就把引进成本全部放到了票价上，直接结果是让老百姓来为不成功的运作交学费，这合理吗？一些演出商即使拉到了赞助，也不降低票价，追求“一夜暴富”。这样下去，观众只会越来越少，这无异于对文化的一种“谋杀”。而它的影响，波及的将是一代或几代观众。
余隆说，当年经济起飞中的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曾经有过“超成本”支付与引进国际艺术制作的时期，现在回头看，非常不值。中国内地演出市场应尽快建立健全跟演出相关的文化商业法制体系，包括制定文化赞助与抵税的相应法规，让演出商的运作在基本概念和框架下进行。
公益设施还“价”于民 有效干预“烧钱”演出
目前中国乐坛最“忙”的指挥、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开门见山地“点穴”———“剧院场租居高不下是票价失控的重要原因。”张国勇指出，我们的剧院，应当强化建造和管理上的国家性质，让最普通的百姓能够用平民的价位享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陈燮阳心痛地说，现在乐迷的队伍，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反而在减少。以前一有交响乐演出就有人在剧院门口排队，各种层次的乐团，乐迷都在消费得起的基础上，评头论足；但是，现在大多数专业乐迷没钱进剧场，因为票价太高了，剧院“贵族化”了，本该是世界一流音乐团体的追捧者的乐迷群体，却被挡在外面。国内剧院的高场租，太应该降下来了。
张国勇希望在引进的同时不要用顶级制作和高消费误导观众，而应该认识到，以绝大多数人的艺术普及、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来说，我们的演出市场存在一种“透支”。要真正一步步的繁荣市场，提高国民的文化艺术素养，需要更多能够实实在在浸润心肺、春风化雨的文化演出的积累。
张国勇还从另一个角度建议，市场调节之外，宏观的调控也要对演出市场的大量“烧钱”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因为国外大制作引起票价、场租一再“攀高”，需要增强造血能力的民族艺术和高雅艺术院团和项目，展开创演更为艰难。这样的演出市场周而复始，会像电影市场对大片“上瘾”一样，只追捧顶级大制作，而来消费的人，其实大多不是有心看戏的人。专家建议，公益性原则、非暴利原则、法治原则、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应该成为演出市场定价的重要依据，被利益抬高的文化应该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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