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昨日在题为《文学的社会性与社会的文学性》讲座上说，中国文坛已进入“马拉松”时代。
担任过天津重型机械厂车间主任的蒋子龙，从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开始，就把思考视点投入到人物性格与历史文化的碰撞上，力图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人的心理奥秘，从而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全景社会，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性意向，笔墨愈见
沉着老辣。
蒋子龙说，在田径竞技中，中跑和短跑选手在时间和速度中体现出一种美。马拉松却不一样，比赛没开始，就黑压压站成一大片，选手之间相差一千米也没什么关系。这种景象使人联想到中国文坛的现状。
“现在出作家的渠道各式各样，作家虽有年龄之差，但已无‘大小’之分，彼此都处在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成为明天的知名作家很难说。处在这种‘马拉松’式的创作环境中，优势是至关重要的。作家只有展示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才能吸引旁人注视的目光。就此而言，创作就是淘金。当然这金子只属于你自己，只在你手里才值钱。”
当代中国作家讲不好故事
蒋子龙指出，当代中国作家仍然讲不好故事，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学发展的致命伤。
中国每年1000多部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对蒋子龙来说似乎毫无意义，“美国好莱坞每年出产35万个故事———至少是长篇故事梗概，最终遴选出几百部投入拍摄，并以此创造了近一万亿美元的总收入，这几乎与我国GDP总和相当。我们的1000多部作品的经济创造力简直不可与之相提并论。而且，这1000多部作品绝大部分失去了精彩的故事‘本性’，这样的文学作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很难打动读者、为文学本身赢得更多支持和收益。”在蒋子龙看来，1000多部出产量、仅10余部畅销证明，“讲不好故事”已经成了中国作家的通病，它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步伐。这种病症除了源于创造力的贫弱，更源于一种变革焦虑———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优先的思想使长期受文学终极理念影响的作家莫衷一是，既想迅速获得市场支持，又缺少与市场嫁接的叙事手段，从而导致某种集体失语，这也是作家欠缺应变力的体现。中国的当代作家应该从赢得市场、重新挽回文学声誉的高度多做探索。而市场已经对作家的能力提出新的考验：善于写精彩的故事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但不会写精彩故事的作家一定不会是好作家。
工人文学不应该被遗忘
在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统治一切、消费文化渗透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写作不被关注，甚至沦为边缘的命运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底层的工人阶级及其写作显然在主流作家的视野之外，现代中国工人阶级写作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但那个时期的工人阶级写作起码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和被遗忘。实事求是地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牺牲最大的就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底层的产业工人群体。他们承担的牺牲和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困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这些并不能置换为一种道德的优越或悲壮的心理。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话语建立和扩张的时代，是资本神话大肆张扬和战无不胜的时代。在这一意识形态主宰下的文学，再也没有感动和浪漫，倾心的交流和人间的暖意正决堤般地流失，实利主义、金钱拜物教和欲望的展示，联袂出演了这个时代的“人间喜剧”。虽然这不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全部，也没有或不能构成这个时代文学的主流，但它们被大量生产和消费还是令人担忧和焦虑。工人阶级坚持和崇尚的，还是没有被污染的淳朴和诚实，还是底层生活的本真、善良和博大。汹涌的时尚不能改变他们内心的坚守，短暂的困难当然也不能改变他们的信念。于是，工人文学在红尘滚滚的今日就尤其显得高贵和珍贵。
本报记者 申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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