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文学期刊在无奈和尴尬中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两难选择。在新闻、政治、经济、纪实、生活、时尚和实用期刊的重重围困中几近“失声”，在网络媒体和出版业双向夹击中，文学期刊越来越丧失了预示文学重大走向、发掘文学有生力量的能力，生存危机迫在眉睫。
尴尬的生存状态
目前，在中国大陆共有各类公开发行的刊物8000多种，社科类刊物近4000种，其中文学刊物有几百种。这些文学刊物的主办单位主要是国家和各省的作家协会、文联、文艺类出版社等文化机构。
对于文学期刊今日的生存状态，作为杂志主编的宗仁发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他告诉记者，从生存方式方面看，靠自身订户和零售可以维持生计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据他所知像《收获》、《当代》、《十月》这类的老牌刊物或创刊时机遇好的刊物可以有十万八万的发行量，其余三分之二的刊物就没那么幸运了，大多发行量在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
那些无法靠发行维持生计的文学刊物其生存方式是混合型的，即有一部分政府财政延续下来的拨款，但这不足以解决全部经费需要，还要靠杂志社自己想办法去找钱，去找联办的单位或协办单位，或者建立理事会一类的后援机构。如上海的几家刊物是由市委宣传部出面协调，让上海的《劳动报》与《上海文学》联办，《新民晚报》与《萌芽》联办。所谓联办，其实就是政府给的经费不足部分由联办单位补齐。贵州的《山花》与黄果树烟草集团联办，社长就是原黄果树集团的老总，《钟山》与徐州卷烟厂联办，其社长也由烟厂的老总挂名。这些联办的企业一般每年固定出资几十万元给刊物。一下子找不到一个大靠山的文学刊物，只好四处奔走多找一些企业，一家少出一点钱，凑起来有个十几万元。像《北京文学》、《作家》就属于这种状况。走出低谷尝试“变脸”
窘境面前，文学期刊纷纷尝试“洗心革面”。作为文学期刊“四小名旦”之一的《作家》杂曾在新千年伊始的时候，一改传统面目，换上了全彩精美印刷的“白领丽人”的时尚外型，开创了国内纯文学期刊全彩色印刷的先河。此外《湖南文学》也彻底大换血，变成了“另类文化期刊”和“时尚性杂志”《母语》，外部包装采用了大16开的豪华本并配赠光盘，其内容也从原来的纯文学扩充至大文化概念。
前几天，《人民文学》副主编肖复兴来哈尔滨的时候，记者曾与他探讨过文学期刊的话题。他说，文学期刊存活艰难，这不仅仅跟读图时代的到来有关，人们更为看重物质化的东西了，连儿歌中都在说，“你拍一，我拍一，大家都说GDP。”国家的繁荣，经济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唯有大的环境改善了，人们才能够重新去关注文学、热爱文学。纸质的文学是农业时代的产物，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文学也应不断地变化、更新，提升自己的品质。我认为，这个时候，文学期刊既不要抱怨，也不要菲薄自己，应该不断地检点自己，使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
我省的文学期刊《章回小说》的主编张玉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学期刊的改革发展之路，他们也为此做过反思。以前历史小说比较多，现在他们融入了许多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比如写下岗职工的、反腐题材的作品等等。此外，他们还增设了《我看章回》、《作家茶座》、《编辑感言》等栏目，增加与读者的交流与互动。
文学期刊要想生存，就要学会在市场中搏杀的本领。“变脸”，不应该只停留在内容花样变换上。积极改进经营观念和方式也至关重要。(黑龙江日报）
作者：赵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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