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曾和台湾音乐前辈刘家昌谈及谁是他最钦佩的音乐新人，刘家昌对陶喆是最看中的。但对于陶喆走红的程度，刘家昌认为，陶喆太洋了，最好是陶喆给一些比较土的歌手写一些洋一点的作品，而陶喆要唱一些比他土味一点的作品。事实上，这种稀释和中和的方式可能会让陶喆更走红。不久之后，周杰伦以R&B的本土化或是华语化而成功，王力宏也以强烈的偶像定位吸引歌迷，而陶喆则虽被视为才子，但他的人气却要逊色一些。
不过，人的命运与地位都是存在着一种福祸的转换的。正如陶喆说，他1997年就推出了第一张专辑《飞机场的10:30》，但由于公司推广能力有限，自己在内地的知名度要晚三四年。陶喆说，这很难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慢也意味着稳。也许，正因为陶喆没有周杰伦所面对的压力，所以，他能更自由、更勇敢地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音乐。在他的新专辑《太平盛世》中，陶喆最希望人们感受到的就是他的音乐要与台湾日益低龄化和没有空间和个性色彩的现状决裂。35岁的陶喆要以一种重新回归根源音乐的态度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他说，我的R&B时代已经结束了。以下就是对陶喆的专访。
记者：你一直强调这张唱片与以往的不同，那么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陶喆：这张专辑比较重，这种重不是音乐上的、更多是一种歌词上的。这里面对社会、爱情、生活的思考与表述都更深、更赤裸、更直接。这是一张更真实，也是一张对听众更有挑战性的唱片。
记者：不久前罗大佑在谈及《美丽岛》时也提到新唱片对听众是一个挑战。
陶喆：与罗大佑相比，我的没有那么沉重。罗大佑有很多政治化的关注，而我则比较关注社会而不是政治。在《太平盛世》中，我可能有许多想法都与以前不一样了。过去是灰色的，而现在则是极端的，要么黑、要么白。《鬼》和《CATHERINE》的母子关系不是平常的母爱，而是一种挣扎、控制、痛苦，是爱与恨的一种综合；《爱我还是他》是一种取舍；《孙子兵法》是一种摇滚、交响乐、女子十二乐坊的结合，讲世界末日，《孙子兵法》在这里既是一种战略书籍，也是一种爷爷与孙子的对话。“太平盛世”是人在世间想往但却不能在生活中得到的理想境界，我希望中国人能更团结、结束排斥。
记者：这似乎与你以前的流行有很大的不同。
陶喆：之前我的三张唱片是我第一个三部曲的结束，现在则是一个新三部曲的开始。这张唱片可能有流泪、可能有愤怒，可能有讽刺。目前，华语音乐太低龄、偶像，应该有更多的类型和类别，现在消费群的萎缩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你如何评估现在的华语音乐？
陶喆：这并不代表我高傲，但我要说华语音乐一直在走下坡路，销量的下滑就能说明音乐本身没有吸引力，音乐人应该更多自我检讨。
记者：你认为华语音乐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陶喆：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很经典，台湾从民谣走向流行和摇滚，有代表性的人物，如罗大佑和内地的崔健。那时候音乐的发展没有多少限制，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80年代全球音乐都很有意思：尽管非常POP，但却非常多样性。不像现在，音乐要不是R&B、Hip-hop就多少有点受歧视。我始终觉得音乐的流行不应跟服装流行一样，它应更有思想。
记者：你推崇的音乐是什么？
陶喆：我喜欢甲壳虫乐队、约翰.列侬后期的音乐。他把自己的想法、故事放进去，有许多敏感、争议性的内容，比如，革命、和平。音乐不只是娱乐，还应有思考、力量和冲击、刺激。而在华语音乐中，不敢主观，不敢有观念，一向都是中性的，因为这些作品是给所有类型化的歌手写的，要适应他们。我想这正是华语音乐的危机。
记者：你认为歌迷会接受你的改变吗？
陶喆：现在有一部分人是认为现在的音乐不够或不能令他们满足的。也许，媒体不知道如何面对《太平盛世》，他们不太容易抓住它的脉络。但是，歌迷会的。
陶喆在1999年至2000年也有过一段困扰期。他从幕后走到前台，不知如何面对成名与成功，不知如何直接面对歌迷。陶喆说，我不知道要做一个大众要求我做的艺人，还是坚持成为做自己音乐的音乐人。他躲了起来。陶喆称自己是晚熟的艺人。晚熟意味没有被过度开采，意味着能更清醒地思考与反省。陶喆说，我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楚了。
听后感：在采访陶喆时尚未听到这张唱片。陶喆在这张唱片的文字也表述了他一种中年人的责任与焦虑，这点有点像《美丽岛》中的罗大佑。他在文字部分表述了对现代社会“进步”的疑问：“这样的大迈进最终也许只会是人类情感与互动的崩解。这张专辑并不会提出任何解答，但它至少提出这个近年来不断萦绕盘据在我心头的严肃课题与重重忧虑。”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张与以往陶喆音乐截然不同的唱片。它仍是一张陶喆色彩的、好听的唱片，只是去掉了更多花哨与讨好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平和的、步入中年的生活态度和音乐方向。陶喆不是罗大佑，但他也的确远离了周杰伦。在新专辑中，陶喆更简单、更回归根源的努力要比批判现实更能让人体会到，也许是因为内地版的唱片中没有了《鬼》。陶喆说，这是一个遗憾，没有了这首歌，整张专辑的重量、分量和平衡度都变了。戴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