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后，文学渐渐失去了它在八十年代对社会的直接作用和巨大影响，它的黄金岁月一去不返，相反，它对社会发言必须通过其它艺术样式来进行，比如电影、电视剧。无论是刘恒的《菊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最近正在放映的《漂亮妈妈》就是他写的剧本)，杨争光的《棺材铺》、《赌徒》、《双旗镇刀客》(1998年由杨争光编剧的《水浒》更是成为海内外观众的焦点)，都是在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以后，才从文学圈走向社会层面的。作家参与电影电视剧的好处是既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又赚到了比写小说多得多的钱。尽管有作家声称参与电影电视剧的剧本写作会对作家的写作造成伤害，但是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家与影视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这一次，记者专门采访了刘恒、杨争光，他们是国内最早与电影电视剧结缘的作家，请他们从自身的角度谈谈作家参与电影、电视剧本写作的问题。

　　为什么会写剧本

　　张英：你们在国内的写剧本作家中间，都是目前身价较高的。你们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内的成功参与，扩大了小说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又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你们为什么会写剧本？动机是什么？

　　刘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作为编剧，我没有太多的主动权，我写剧本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妥协。小说则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所以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不可替代。作为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到了二十一世纪，作家的声音会越来越小，现代的传媒工具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仅仅依靠文字本身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了。所以，作家没有理由孤芳自赏。我觉得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之所以不是令人很满意，是因为一大部分很有才华、艺术天性比较高的人没有介入这里面来，没有被市场所接纳。一旦这些人都介入到这当中来，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创作思想和丰厚的艺术素养会使电影、电视剧的艺术层次更高一些。

　　杨争光：在诗歌、小说、影视剧本三种中，我更喜欢纯粹的文学创作。到现在我仍然对诗充满了感情，因为我毕竟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出现在文坛的。但诗发表的园地不是很多，读者也越来越少，而且现在诗歌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小说比诗要好，影视同观众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所写的东西没有人看，不仅仅是一种寂寞。我由诗、小说转向电影电视剧是有原因的，在发表了一些小说以后，我引起了文学界同仁的关注，获得了一些好评。再后来，我就调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作专业编剧，开始从事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

　　作家搞影视不容易

　　张英：你们觉得作家搞影视容易吗？

　　杨争光：我觉得作家搞电视剧、电影不容易，比如我们有过一次试验，由文坛正走红的十一个作家一起参与一个电视剧，其中有贾平凹、苏童、叶兆言、格非、余华、刘毅然等人，每人负责写两集，但到剧本出来后，风格差异太大，我对这个作品不大满意，在创作剧本上，也不成功。作家们写剧本都有些力不从心，热情有余。他们对影视行当不是很熟悉，不熟悉这个艺术领域给作家们在创作剧本时带来了很多困难，把不足的地方暴露出来了，把自己的长处却搁置了起来。因为这种写作毕竟有命题创作的意味，这个片子不是拍得很好看，但它在制作上、技巧上比较雅致，画面感特别美，制作完成的《中国模特》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已在全国各地先后播出，它在商业上不太成功，没有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刘恒：在我写小说之前，我就接电视剧了，我还写过话剧，我早期还写过剧本。后来写小说。写剧本吻合我内心的某种需要，一直到现在动了更大的念头想拍电影，与当初的梦想都有关系，写电影剧本在文体上没有多大意义，它只有一种意义，是否适于拍摄。很多人剧本不成功是没有点到要旨，这种能力看你怎么使。很多在文学上成功的人，写剧本却不成功，实际上他没有掌握技巧，因为写剧本的难度技巧一点也不比写小说低，而且确实有一定的规律在。

　　张英：写剧本会对创作有伤害吗？

　　杨争光：艺术有相通的东西，但更多的是独立领域有不相同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伤害，我在写的时候把剧本和小说区分得很开。与别人不同，我的很多小说都是根据剧本改成的小说，就是先有剧本，再有小说，现在咱们国家最缺的还是剧本，好多电视电影公司(现在有许多社会资本涉足影视业)都在寻找剧本，这与大环境的转变也有关系。国有电影电视厂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许多产业部门纷纷进入影视业，一下扩大了许多倍影视空间。需求量也大起来了，如有些省台、市台上卫星、全国县一级电视台的建立，对影视剧的需求量极大，电视机越来越普及；电视观众人数也越来越多。市场大了，而影视节目却老跟不上，与剧本也有关系，中国电影电视专业编剧队伍也不多，比小说家的数量差得太远。剧本短缺的现象在一定时间内还会存在下去，所以这两年我老是想写小说，但一直写不成，因为剧本创作和其它原因一直在忙着，以至于小说写不成。

　　刘恒：写剧本对小说是否造成伤害我不能确定，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只要不是太规律机械化地从事剧本创作，是可以保护自己的灵感的，我早期的剧本基本上都是以写小说的路子去写的。各个体裁之间的文体都是不同，有其内在的规律的，但因为你操作不是很多，所以基本上不会给正常的写作造成多大影响。与我合作的导演，像谢飞、张艺谋等人工作都比较认真，我想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对我来说，写剧本到不了我喜爱写小说的那种地步。如果让我放弃的话，别的都可以，最后只剩下小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写剧本逼迫你焕发出创造性，搞出新颖的东西，难度和挑战性并不亚于小说。

　　肯定有妥协

　　张英：我认为影视文学和小说创作是两种独立艺术领域里的不同的表现，写小说的自由度要比写剧本要好得多，写剧本你必须作一种妥协，因为它有许多局限性。如我同格非、苏童很熟，他们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写剧本了，因为太受限制。

　　杨争光：这种妥协肯定是有的，也是必须的。写小说比较自由，信马由缰任意遨游，而写剧本往往有太多的顾忌，因为剧本最终会被拍成影视剧，作者可以引导，不能同观众对立。目前我对影视文学剧本创作还是比较感兴趣。我想刘毅然、吴滨、余华等许多小说家转向剧本写作，一定是他们很感兴趣。我是电影厂的职业编剧，与格非、苏童他们不同，他们是职业作家。但到后来，我对电影也培养出了一种感情，过去总觉得电影电视有一种神秘感，小时候在农村我跑好几里路去看电影，天冷冻得发抖，但还是津津有味很愉快。电影电视剧制作是一项集体性的劳动，不是一个人的劳动，合作在一起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大家坐到一起聊、讨论、修改。所以我搞影视剧成功率比较大。

　　刘恒：我理解作家写剧本都有某种复杂的心态，但是在历史上有很多大作家写过剧本，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作家都写过剧本。像马尔克斯前两年还写过剧本，最近还为巴西的一家电视台写过电视剧本。像《教父》的作者，搞学问很有名，但为了养家糊口，到图书馆查资料，写起黑手党小说，其实他对黑帮一无所知，完全是凭想象根据资料虚构，但他却写出了离现场最近的小说，而且一举走红，成为写这类题材最优秀的作家。像这类作家你无法去评价，他写了《教父》，失去了在纯文学界的名和地位，他实际上在一个现实利益和纯粹的艺术里作了某种选择，达到辉煌的成功。实际上剧本创作与小说创作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这次的采访我是分别进行的，而且时间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共同的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作家们都回避了记者的一些问题。尽管在前几年，张艺谋关于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曾经引起一些作家、评论家的不满，也因此打过一回笔仗，但是，在生活现实面前，更多的作家在发表作品以后，继续等待张艺谋等导演们发出的呼唤。文学与电影、电视剧的尴尬处境仍然会继续下去。

　　本报特约记者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