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个多月的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目前已完成除专业组颁奖晚会之外的全部赛事，一批青年歌手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这次连续26场现场直播的大赛，则开创了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连续直播的纪录。相当多的电视观众都被这次大赛的现场直播所吸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说，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的收视率就从来没有这样高过。作为大赛评委的田青先生认为，观众的关注程度如此之高，和本次大赛在比赛程序和规则方面所做的一些改革有关。监审组的设立，热线电话和电子信箱的开通，使大赛比较好地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这是让许多观众感兴趣的重要方面，仅就专业组团体赛来说，8场比赛，光热线电话就接了14731个，还收到大约13480个电子邮件。组织者认为，观众的参与热情是出乎预料的。这是一方面，在赛场外，肯定还有更多层面的观众在相互交流各自的观感和看法，他们的积极参与使大奖赛越来越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公众话题”。

　　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赵安说，经过对各方面意见的收集和整理，他们发现，人们的注意力或者说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看待综合素质考核？第二，大奖赛要出新人、出新歌、出好歌，但事实上，这次比赛，新歌不少，好歌不多。原因在哪里？第三，大奖赛在组织程序上还有哪些缺陷和漏洞是需要改进的？针对这三个问题，前不久，大赛组织者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他们请各路神仙到中央电视台来，听大家发表高见。参加研讨会的，有在高校专做音乐教育的老师，也有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北京一些重要媒体的记者，大家畅所欲言，使讨论更加深入和展开。

　　关于综合素质考核，这是与会者说得最多，也是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很有必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毫无必要，针锋相对。《音乐周报》总编辑周国安甚至认为，现在的素质考核题目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在总分中所占比例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他说：“我建议，一分太少了，应该扩大分数，两分、三分。”这些坚持综合素质考核必要论的人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求对立论的支持，一方面，他们认为，综合素质和演唱水平是一种因果关系，只有综合素质高，歌才能唱得好。周国安说得很清楚：“一个好的演员，一个有出息的歌唱家，不但要有好的声音，好的演唱技巧，还要有比较丰富的音乐修养，或者比较高的音乐修养，丰富的文化知识，这样才能在舞台上使作品有深度。”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许自强支持他的看法，他认为：“《弯弯的月亮》只有刘欢唱得像回事，其他人唱得都是肤浅的，没有唱出这首歌的真正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弯弯的月亮刺伤我的心的含义在哪儿，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对故乡落后面貌的一种感叹。如果歌手没有其他方面的艺术修养，他是不可能唱出一首好歌的。”另一方面，持必要论的人往往从整个民族素质教育必要性的角度提出问题，事实上，这次歌手大奖赛之所以这么吸引观众，跟综合素质考核这一项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说明，现在人们普遍关注人的素质状况，而歌手们在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严重，又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据说，很多歌手的视唱水平只能达到小学程度，我们也看到，一些很简单的文史、地理或音乐方面的常识，歌手们往往也回答不上来。许自强说：“综合素质测验为什么这么吸引人？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国家要求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这次大奖赛不仅惊醒了这批歌手，而且惊醒了一大批年轻人，也惊醒了一大批家长，让孩子们从小懂得这些东西。别说歌手露怯，其实很多年轻人在看的时候也露怯。”

　　不过，主张“不必要论”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而不仅仅是说“只要唱得好就行，综合素质测验没有必要”。北京大学学生李楠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深也比较多，她认为，现在这种测试方式，说明主办者对“综合素质”的理解有偏差，“当时如果北大也要加考音乐素质，唱歌跑调一律不许上北大，像我这样的，天生五音不全，就进不了北大的门”。她看到了，在主张文化素质与演唱水平因果论的背后，其实是对文艺教化功能的强调，她提醒大家注意：“歌曲是不是还具有娱乐的功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徐瑶从侧面支持了李楠的观点，她认为，素质考核存在着题目老化和提问方式老化两方面的问题，外国题都是17、18世纪的知识，中国题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代或二三十年代的老知识，“可以出一些比较有时代感的题目”。

　　关于歌曲的质量，各方面的意见倒比较一致，观众反映也比较强烈，都认为原创的好歌、能打动人的歌不多，好听的歌，好唱而易于流行的歌更少。具体分析起来，似乎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多一些。许自强说：“民族歌曲现在问题严重，千篇一律，千声一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副教授雷达也认为，许多演唱民族歌曲的歌手缺少特色，他说：“我们在选拔歌手的时候，要体现他们的特色。比方说云南来的歌手，广西来的歌手，或者是贵州来的歌手，要有自己本地的创作特色。”他主张给有民族特色的歌手加分，“分值的比例还要非常高，这样就能激励很多作者为自己本地的歌手创作很多好歌。”周国安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有些词曲作者老生常谈，民歌太少，脑子空白，不丰富。还有现在有些作曲家比较浮躁，也可能是钱闹的，你给我几块钱，我给你写出歌就完成任务了。当然，还有演员的二度创作问题，有的歌写得还可以，但二度创作不够，也就牵扯到演员的素质问题”。

　　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王莉认为，在美声唱法方面，主要问题是新歌创作比较薄弱，“包括我在内，现在演出还经常唱的就是《我爱你中国》或《长江之歌》。通俗和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进步了，但美声还处在低谷状态。”她说这是比赛中很多歌手选择唱外国歌剧的重要原因。对此，也有人认为是好的作曲家太少了，“现在办了很多歌词写作班、歌手训练班，中央电视台是不是可以有意识地办一些作曲家训练班，扩大作曲家的队伍”。许自强先生也认为作曲家是目前歌曲创作的“瓶颈”，他说：“乔羽曾经讲过一句话，歌词作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首好词碰不到一个优秀的曲作家来谱曲，那么这首歌就行不通。曲子是翅膀，歌词是脊梁，这句话是很深刻的。”

　　与会者中也有人提出，应该考虑到目前市场因素的影响，参加大奖赛的年轻歌手很难花很高的价钱买到他们需要的好歌，“有名作曲家写的歌根本就不是这些没有出名的歌手能买得起的”，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让年轻歌手有可能拿到好歌，也是大奖赛应该考虑的问题。能不能把市场机制引进大奖赛？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这次大赛在比赛程序和规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今后应该坚持下去。他们还就大奖赛的举办方式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