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冬天，很冷。我没有工作，但是我不能回成都。话都说死了，死也要死在异乡。

　　北大哥们李方找到我，说，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我抱着一把吉他，一大摞歌本，在酒仙桥找到赵健伟。一个下午过去，赵健伟说，带

你去见一个人。

　　王晓京说，你的音乐太朦胧了，可以先从歌词入手，进这个圈子再说。又说，过两天我这里会来一个乐队，你可以跟他们认识认识。

　　两个月后，一天下午，王晓京让我去办公室。安贞西里那时候还很不发达，出了三环，就好像到了郊区一样。

　　一会儿罗琦要来，王晓京神秘地说，你要是给她写好了，肯定就火了。

　　火不火无所谓，我年轻气盛，还有点大咧咧：关键要唱出这个时代的感受。

　　门当地一下，生生被撞开。一个浑身墨绿，曲线凹凸的女孩冲进来，身体很活力，眼神却很冷漠。

　　这就是罗琦给我的第一印象。

　　什么时候给我录音？罗琦口气很冲。

　　指南针在帮你写歌，田昀也在帮你写，你着什么急？王晓京看来习以为常：还有这个，北大的高才生，专门找来给你写词。

　　就他？罗琦上下打量我一番，王晓京，你觉得穿这么正儿八经西服的人，可以给我写词儿？

　　那时候，东直门外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日坛公园门一样，每周都有火爆的摇滚PARTY，是乐队、老外、尖果尖孙的天堂。

　　王晓京对我说，你听听看，他们技术多好啊，都是音乐天才，但没有你成熟，你要在歌词上帮他们一下。

　　我诧异地望着他：你比我想象的懂得多。

　　我很看重你，王晓京说，这个圈子要改朝换代了，老崔正火，但他只是一个人；唐朝黑豹都火，但是歌词都不如你。你们好好搞这个乐队，只要跟着我，肯定有出头的一天。

　　我很激动，连连点头。

　　四处很拥挤，灯火昏暗，人头攒动。几声亲切的吆喝后，演出开始了。一会儿是黑豹，一会儿是赵牧阳，一会儿眼镜蛇乐队又热闹两把。那时候的PARTY没什么功利色彩，是一种直接，淳朴的展示，只要能获得观众的喝彩，获得自我宣泄的快感，就足够了。

　　灯光突然黑下来，大家也跃跃欲试地期待着什么。

　　一声高亢的女声在烟雾缭绕中喷薄而出：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忏悔——

　　我一惊，急忙向台上望去。

　　罗琦没有穿那件深绿的外套，而是一身黑皮摇滚劲装，浑身挂满亮闪闪的金属饰物，长发蒙面，双手紧紧握住话筒架，看上去完全不像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

　　我很晕乎，感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等着我大叫大闹，大肆疯狂。台上一群青春年少，雄姿英发的少年正在引吭高歌，台下无数看不清的脸庞欢呼四起，无数手臂疯狂挥舞。雾气氤氲，浓烟扑鼻，彩灯狂闪，气壮山河。我想在这种环境中保持一种宁静，但是做不到。我被深深地感染了。我或许真会出名，因为有这么好的歌手，有这么好的乐队。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过一个中国歌手有这么天才的嗓音，没见过一个中国女孩可以这样在逼人的青春气焰中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把激情发挥到极致。

　　“指南针”所有人都被一种光辉的前景激励着。我们很快找到了灵感的宣泄口。于是，就有了第一首作品，我根据罗琦的思路整理作词，周笛作曲的“不想是小孩”，以及源源不断的“请走人行道”，“随心所欲”和“回来”。

　　“回来”无疑是乐队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从词曲到编配，演奏到演唱，让我们洋洋自得，回味不已。它彷佛早已存在于某个神秘处，我们很幸运地，不是创造，而是发现了它。

　　这也让我有更多的动力跟指南针，跟王晓京合作下去。我是个极度渴望自由，放纵恣肆的人，曾经因为不能亲自上台宣泄激情而沮丧，却在合作中学到了一种克制，一种幕后操纵，甚至主宰的快感。这或许不是非常过瘾，却比单纯的喧嚣更有意义。

　　那时的生活很艰苦。王晓京提出，为了更好地促进创作，应该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在三元桥那几间小平房的居住条件是：罗琦住一间偏房；吉他周笛，键盘郭亮，鼓手郑朝晖，萨克斯苑丁，贝司胡小海(后来是岳浩昆)和我挤在另两间屋子里。具体生活是：小碗喝酒，小块吃肉，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花。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唱片一定要大家听。从U2到EXTREME，从TEARS FOR FEARS到ENIGMA，从PINK FLOYD到PRINCE，从ENYA到小红莓……活活听坏了王晓京好几台音响，他却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几支蜡烛，几瓶啤酒，一把箱琴，几个又狂妄又热情的小孩谈天说地，指手划脚，这一幕场景，曾经给我那么多的温暖。

　　有些时候喝高了，也说点别的。

　　你别听他们的，我没那么坏，罗琦舌头跟牙齿打着架。

　　我知道，我说。

　　他们都说我戏了多少孙，我操，他们戏我还差不多。

　　我知道，这不重要，我说。

　　反正没有那些，我其实……对爱情是很珍重的，你信不信？

　　我想也是，我也是，我说。

　　他们说我戏完了指南针，我操，我……没有戏你吧？所以他们，就是造谣……罗琦迷迷糊糊在地毯上一躺，睡着了。

　　有些时候，我跟他们不是很谈得来。他们一直都很顺，在成都就是众人瞩目的黑马乐队，号称“黑马独占天涯”，很有名的。而我从大学退学就一直在流浪，当然，也在积累一些东西。我们都很喜欢音乐，但他们大都是科班，而我，在北大甚至想转中文系都没能成功。

　　我的郁闷渐渐让罗琦发现了。

　　这几个人里面，你的心最大，罗琦说。

　　谁知道呢，我说，现在什么都说不上。

　　你想成为一个北京人。

　　可能吧，我说。

　　我看得出来，罗琦说。

　　你厉害，我说。

　　罗琦说，你要给我作证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我先录音的，首唱是我，不是陈琳。

　　罗琦说，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觉得你永远都把自己绷得太紧，放松一点好不好？

　　你要勾引我吗？我说，哦不，你要——戏我吗？

　　不，罗琦说，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火了以后，也有问题。那么多乐队一直在默默努力，却混不出名堂，只能借着PARTY风光一把，“指南针”刚到北京，马上光芒四射，当然就有人不干了。有一天，北京音乐台著名DJ阿达邀请王晓京，罗琦和我去做节目，是个直播，还有听众热线。我们讲得很带劲，跟听众交流得也很舒坦。快结束的时候，导播切进一个男孩的电话，先是找我，赞美了一通我的歌词，然后说，我非常佩服罗琦，非常喜欢她的作品！我假模假式谦虚两句，正在回味电波给我带来的快感，他突然冒了一句：你们丫有什么牛逼啊，听说你们乐队的主唱——是只鸡！

　　直播间所有人一震。我没有去看王晓京，而是盯着罗琦。她的脸猛然惨白，却一言不发，恢复了最冷漠的眼神。这种形象便成了后来我对她最深刻的记忆。

　　更多时候没这么沉重。除了演出，排练，做节目，我们还有各自的私人生活。罗琦有个瑞典小男生，有时候回国，她要给他写情书，就找我代笔。她用一张巨大的美轮美奂的ROXETTE海报来诱惑我。这个乐队我很喜欢，尤其喜欢那种复兴老摇滚的生拧劲儿。这是那个瑞典小男生留下的。那是瑞典籍华人，很老实，也很纯真。他们俩在一起，男孩俊俏挺拔，女孩妖娆白嫩，白得要命。罗琦曾经不止一次得意地吹嘘：我就是一白遮三丑，怎么着吧？当然，她的表情不管多么热烈，神情却一如既往地冷漠着，任何事物，哪怕在她怀里，也离她很远。

　　所以我帮她写的情书，也就不求深情，但求热闹了。

　　亲爱的，我想你！你要再他妈不来中国，我就去戏孙！

　　不行，这样不好，罗琦有点扭扭捏捏，我，我，应该很淑女么。

　　你那样儿，淑什么女？

　　唉，罗琦有点着急，他以为我很淑女么，我应该更有女人味。

　　不行，我写不出来，我实在写不出来你那个样子。

　　求你了，哥……

　　只能这样，我寻思半天，只能用一种堆砌辞藻的方式，让他觉得你很书香门第，很知书识礼，怎么样？

　　可以！我会感谢你的！罗琦非常高兴。

　　我写完了，写得龙飞凤舞，词藻泛滥，但说了半天，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行么？

　　行，行！你丫太有学问了！罗琦赞美道。

　　高兴一会儿，她安静下来，坐在我的桌边，一边翻看小男生的信件，一边轻轻地哼唱着一首歌。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她唱得很投入，比唱摇滚还投入。我很奇怪，但是并没有打断，因为那非常好听。

　　那个早上，我正熟睡，突然有人疯狂打门。王晓京大喊：快跟我去医院！罗琦眼睛让人打瞎了！

　　那天雨很大，风很急，但是并不冷。夏天的天气总是浓烈，就像某种情绪，更像某种命运。我和周笛岳浩昆坐上王晓京那辆摇滚吉普，开到半路，突然熄火了。几个人冒着瓢泼大雨，叫了辆车赶到朝阳医院，说已经转到同仁了。赶到同仁，过道里全是人，眼科那边全是残缺的目光，茫然射向我们。

　　晓京啊！何勇醉醺醺扑上来，放声大哭：我他妈怎么就、怎么就那么忪啊！我从来没那么绥啊！

　　姜昕和侯伟则是一脸冷漠，疲惫，失神地靠在长椅上。

　　我到处寻找，冲进急救室。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眼睛流出的血，会在她身下汪成如此之多、如此浓厚的一盆，连急救床都快盛不下，都要溢出来，溢在地上。她总是给我惊奇，总给我展示许多新鲜的东西，但是这次，我多么希望什么也没有看见，而她，什么也没有发生。

　　她跟一个女伴过生日。她喝高了，跟人掐，言语过激，那人抓起一个啤酒瓶，在桌上一磕，握着剩下的半截直捅向她的脸。她小时候跟一个男孩骑摩托，曾经摔飞出去，脑袋里现在还有两块合金，所以玻璃尖戳来的那一瞬，她忘了保护眼睛，而是本能地抱住脑袋，生怕再度受伤。但这个动作却让锋利的玻璃尖刃穿透她双手，扎到她眼皮上，刺穿了她的左眼珠。

　　必须摘掉，主治医生对王晓京说，你是她亲属？签字吧，不摘，那一只也保不住。

　　没有其他办法吗？王晓京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她那眼珠子里面都流空了，就像个葡萄皮一样。

　　罗琦还没完全从酒醉中醒来，还汪在血里，微微抽搐着，安静地叫着：妈妈……妈妈……

　　几分钟后，王晓京在手术书上签了字。

　　又过了几分钟，手术室里传来惊天动地的惨叫。

　　我不要摘啊——痛啊——

　　我们去找医生，想多给罗琦打点麻药。

　　医生恶狠狠地说，她就是那个唱摇滚的吧？你们这帮人，平时一贯服用麻醉品，真到了关键时候，看看她吧，打了多少地卡因了？一点儿作用都没有！

　　回到三元桥，我们换班，轮流陪着罗琦。那颗摘下来的眼球用福尔马林泡着，也陪在她身边。

　　人家说过的，身体上的东西，是不能丢掉的，罗琦艰难地笑着。

　　嗯，我们说。

　　我要是丢了那颗眼珠子，就像你们当了太监，哈哈，她居然还有力气笑出来。

　　嗯，我们说。

　　大家都很沮丧。凶手抓住了，但却住进了某所医院的高干病房，说有精神病，又传说跟上头有关系。

　　我们陪着她吃药，打针，渐渐地，她在恢复。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什么时候，“指南针”才能东山再起呢？零点，AGAIN这些乐队都虎视眈眈，实力也不容低估。我们要是不前进，就会被他们抛在身后。

　　不要着急，王晓京很沉重，但还是不断安慰我们。

　　但我们都知道，除了罗琦，最痛苦的恐怕就是他。一支像“指南针”这样的乐队，没了歌手，就没了演出。那时候“指南针”跟刘峥嵘已经有了接触，但在这种敏感而关键的场合，什么都不好继续，只能等着罗琦康复。有人甚至担心，如果罗琦不能重新振作，站到台上，那么，指南针完全有可能沦为二流的伴奏乐队。

　　就像成立时间不可谓不早，却始终不能喷薄而出的萤火虫乐队一样。

　　你说，我能……好起来吗？

　　罗琦有时候这么问我。

　　会的，你会好起来的，我还会给你写歌，还有周笛，也会写。

　　对了，上次杭州我没去，晓京好像没推掉那场吧？

　　没有，我们去了。

　　谁唱的啊，何天慈？

　　不，你想不到谁唱的，我轻轻帮她抚去落到脸上的一根发丝。我们必须昼夜盯着她。因为她要昼夜输液，输完一瓶，要帮她拔下针头。否则空气进入她血管，就会比玻璃尖茬可怕得多。

　　说呀，谁唱的！罗琦有点着急。

　　猜猜看，我说。

　　真不知道啊。

　　那我就告诉你吧……是——我的关子也卖得差不多了——我！

　　哈哈哈，罗琦欢笑起来，猛地痛叫一声，啊！你不要这样折磨我，伤口会裂的，哈哈哈。

　　真的啊！我恼羞成怒，我唱得还行，不信你问他们去！真没想到，在台上真舒服啊……

　　是的，罗琦止住了笑声：你知道吗？你其实应该很张扬的，非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那么小心翼翼，你是不是以前吃过苦？

　　不说这个了，我说。

　　说嘛。

　　不了，我要走了，你要好好养伤，一会儿小耗子要来接我的班。

　　小耗子是“指南针”对鼓手郑朝晖的昵称。

　　好的，你……亲我一下，罗琦有点忸怩地说。

　　我轻轻拂了拂她还有些发烧的额头，低下脑袋，用嘴唇在上面轻轻触了一下。

　　我看见罗琦剩下那只眼睛中流露出来一种温暖的目光。

　　这太少见了，在我认识她的十来年里，也许就见过这么一次。

　　一九九三年的“奥运——中国之光”摇滚音乐会，对“指南针”来说，是一件大事。

　　北京摇滚圈谁都不知道，罗琦居然能站起来，居然能上台演唱指南针的新歌。

　　大夫说过，罗琦不能上飞机，否则，气压一低，她的义眼就会从眼眶中爆出来。

　　大夫又说，不能用力唱歌，尤其是高音，一唱，就会飞出去。

　　我们已经可以跟罗琦开一些眼睛的玩笑了。这其实是让她及早接受现实，放松自己。

　　台上，一阵烟雾弥漫，王迪风采依旧，引吭高唱“幽灵重现”；窦唯也在唱，女子眼镜蛇，还有蔚华的“呼吸”，唐朝，黑豹……

　　然后，罗琦上去了。

　　我们要演唱我们的新歌……

　　她轻言细语地说着，这么多天，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们会用更精彩的表演来报答你们！指南针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风停了雾散了

　　一颗泪在血中飘

　　嘈嘈切切，如泣如诉，然后是穿云裂帛，气贯长虹。她好像完全恢复了，不仅有我第一次见她时的那般天才和生动，还有一种渐渐成长的深厚。我欣慰不已。

　　那个晚上令人激动，不仅是继崔健一九八六年摇滚演唱会之后又一次北京摇滚大联展，还因为我们在申办一次超凡的运动会。王晓京说，只要申办奥运成功，什么都会松下来，经济会发展，政治会改革，咱们会越来越好。

　　可惜那次没有成功。

　　那年冬天，上海一家电视台要搞一个盛大的节日晚会，找到了王晓京。“指南针”都很高兴，但电视台说，想多要一些歌手，少要乐队成员。王晓京只好撇下乐队，带着我，陈琳，陈红和罗琦去了。

　　上海正在拼命建设，到处都是工地。即便如此，也已经跟两个月前我来的时候有所不同。我不知道以后它会怎样的亮丽迷人。就像我的事业，正在处处逢春，却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是永远写词作曲，还是会有什么变化，我说不清楚。

　　我们住在五星级宾馆里，足见这次演出招待非凡。每天排练，跟一些大牌明星，有的已经很老了，像潘虹。我们便暗暗较劲，一定要演好，要表现出水准。

　　那天下午彩排，轮到罗琦的时候，一个副导演模样的过来，对她挑三拣四，我们一一照办。突然，他看见罗琦有一绺头发垂下来，遮住了额头，就说，把头发撩上去！

　　罗琦撩了上去，露出左眼上一块雪白的纱布。

　　这又怎么了？导演很不耐烦，把纱布摘了！

　　别价，伤口还没好呢，王晓京急忙说，她眼睛瞎了……

　　什么？！导演一蹦三丈高，她是瞎子？你们怎么搞的，给我找了个瞎子！

　　我们都傻了。我看着罗琦，她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久已熟悉的冷漠，只不过，这次带着一点嘲讽。

　　去去！下去！你取消了！导演毫不客气地推着罗琦，王晓京很尴尬，我急忙上去阻止他，也被他推了一个趔趄。

　　台上台下所有大腕小腕，工作人员，全都眼睁睁看着。

　　我怒火上冲，要跟他急。

　　王晓京急忙拉住我，算了，唉。

　　我甩开他的手，回头看，罗琦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场。

　　演出很成功，但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是在酒店看的电视，我没去现场，我恨导演，也恨王晓京。这个时候“星碟文化”已经成立了。傻逼导演，这是对我们公司不恭。我们应该撂蹄子就走人，或者等到临头突然罢演，给他一个好看。

　　我抓起床头的电话，拨号。

　　罗琦？

　　是我，你……怎么想起给我电话？

　　没事儿，突然想给你打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轻松，没事儿吧？他们是傻逼，咱不理他们丫的，啊？

　　没事儿，你放心吧。

　　有空吗，出去逛逛夜景？

　　不去了，冷漠的语调传过来，我累了。

　　那好吧，记着明天别晚了啊，还有电台采访。

　　嗯，知道了，罗琦小声说，谢谢你，真的。

　　王晓京很快回来了，也并不是很高兴。

　　我冷眼看着他，不说话。

　　别那么看着我，王晓京说，咱们除了罗琦，还有指南针，还有陈琳，还有陈红。我不能因为罗琦被拒绝，就甩手走人。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气不过。

　　唉。王晓京说。

　　我给罗琦电话了，我说，我劝了她，她还不错。

　　她没问题，王晓京松了口气，你丫才有问题，呵呵。

　　我回到北京，告诉乐队这一幕闹剧。大家听了都沉默不语。还能说什么呢？都明白，必须拼命录好专辑，拿点真东西出来，让导演发现自己是狗眼看人低。

　　《选择坚强》是对罗琦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我们共同岁月的总结。罗琦在当时的坚强是女孩甚至男孩难以企及的，她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贪玩了，也不像从前那样漠然，而是眼睛放光，咬着牙，和乐队一起熬更守夜，成天泡在一起。

　　但凡她要在录乐队，而不是录唱的时候偷偷跑出去，乐队就要骂她，你丫没记性啊？忘了怎么把你赶出场的了？

　　每个监唱都非常严格，不管是周笛，还是郭亮，还是我。圈里都知道，这样的状态能出东西，对于我们这些靠实力，而不是手腕在音乐圈混的异乡人来说，更是如此。

　　荣誉很快就铺天盖地而来，对于“指南针”，对于罗琦，对于我，都是如此。我们一直保持着平静的本色，也保持着初衷：做音乐，而不是炒作，或者混饭吃。我们有热情，包括王晓京，也是如此。他并不只是个商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但是，这个圈子总在不断运动之中，也在仓促地变化着，让我们难以把握。

　　因为诸多因素，先是乐队，然后是罗琦，离开王晓京各自发展。关于离别的过程，我不想多说。我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重新回忆，并且分析那个具体的年代对一支很有希望成为超一流的乐队的负面影响。我现在只能叹息，不过没有太多的忧伤。毕竟，我们都有更重要的事情。

　　罗琦的音讯渐少，然而在我这里，始终留有一份对她的挂牵和担忧。她的天资，她的任性，她的孤独，最终会带给她什么呢？

　　一九九七年，“波丽佳音”从王晓京那里买走了罗琦的合同。他们找我，要我给她写歌，还说要制作她的专辑，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中文那一半由我来当制作人。

　　我正在上海给电台当评委，罗琦说高小姐要找我，聊她的歌词以及专辑制作。我很高兴，她还在唱歌，我就真的很高兴。

　　高小姐飘然而来，我们在一家灯火浪漫的餐厅聊得很仔细，很深入。我从港台到大陆分析了一番市场，又点评了一番罗琦的歌路，然后说，现在只是纸上谈兵，等我回到北京，会列出一份详尽的企划，正式开始合作。

　　我再也不会认为你只是一个词人，高小姐美丽而成熟地笑起来。我突然对她负责罗琦感到非常欣慰。

　　本来就不是，我说。

　　到了北京，我很快实现了我的许诺，将企划书传给高小姐。“佳音”很满意，决定让我制作她的半张专辑。

　　紧张的找歌开始了。一段时间，我把北京音乐界搅和得鸡飞狗跳。大家听说我在给罗琦找歌，都很兴奋。能给这样的歌手写歌，也是每个音乐人的梦想。

　　什么都有了眉目，直到有一天，高小姐说，我明天到北京跟您签约。

　　很好，我等你，我说。

　　但是，第二天，我接到高小姐一个语气沉重的电话。

　　非常、非常的对不起，出了点意外，暂时不能签约了。

　　为什么？我惊异地说。

　　昨天，罗琦在南京毒瘾发作，冲出酒店，抓住一个出租司机，非要人家拉她去买海洛因，高小姐说，司机很有社会责任感，直接把她拉进了派出所。

　　戒毒期间，罗琦更有名了。各种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都纷纷报道，跟踪不断。这种事才是罗琦的超级新闻啊，我有些悲哀，我仿佛看见她那冷漠的眼神，甚至知道她会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然后走掉。她总是这么冷漠，内心可能也是，她热情过吗，除了在台上？她激动过吗，除了在音乐上？

　　在她去国外的那个冬天，我还给她录过音。那是王晓京给她做的三首单曲。要和以往的歌放在一起，再发行一次。我写了两首词，老实说，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激情。可能是我对这个圈子产生了厌倦，也可能朋友渐渐远去，能够说得来的也很少了。

　　罗琦录几分钟就要去趟厕所，我问她是否彻底戒掉了，她向我保证，绝对如此。

　　那次还有徐天。我录了两首，他录了一首。后来王晓京把这盘带子新旧混杂在一起，卖得很不错。

　　我理解他。辛辛苦苦培养半天的乐队，走了。辛辛苦苦培养半天的歌手，也要走，而且要去国外。我在想，罗琦离开中国，会不会成为一条新闻？肯定不会。有段时间我认为跟全国媒体都成了兄弟姐妹，但在对待罗琦的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说她叫好不叫座，所以她从未得到过应有的荣誉。这也许并不重要。但对于我，却是一种警醒。风花雪月固然好，大红大紫固然好，却只是一种过眼烟云，稍纵即逝，而我，犯得上再为了它们天天苦恼、时时绷得那么紧，活得那么累吗？

　　我在那个时候意识到的东西，可能会对我一辈子都有好处。因为那时候我很红，很该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罗琦在遭难，陈琳在沉默，陈红在唱晚会，而我，号称洛一半。全国所有排行榜上，经常半数以上的词，或者曲，或者词曲，都是出自我手。那又怎么样呢。

　　罗琦去德国后，很长时间没有音讯。这让我更加热爱我们过去那段艰难而快乐的时光。想必罗琦也是如此。我曾经应宋小明的邀请，写过一篇怀念她的文章，真心希望她能保持一种活力和激情，学会在最困苦的时刻，尽力珍惜和保护好自己的才华。

　　几年很快就过去了。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缅怀罗琦的文章，是个叫做牧云人的家伙写的。

　　——献给中国摇滚第一女歌手、吸毒者、与“纳粹”同居者、地球上的流浪者、被歹徒打瞎左眼的、许多人牵挂着的失踪者罗琦

　　你知道罗琦吗？你听过她的歌唱吗？

　　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就是想说说她，就是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想知道为什么，我愿意就行。

　　有时候，站在六楼的窗前，温暖的阳光打在我身上，有时候我报纸看累了，或者什么理由也没有，我就喜欢站到窗前，看城市的一座座高楼，我就想到高楼真像人们为自己打造的棺材，矮一点的是躺着放的，十层以上的看起来就像站着放的，许多活物在钢筋混凝土的大棺材里忙忙碌碌。有时候就看楼下永远车水马龙的大街，问自己，他们来去匆匆为了什么呢？有时候骑车路过一家大学的门前，我总是向一棵喜欢的桂花树说声哈罗，当然，那是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这时候，就忽然想起罗琦。

　　你听过“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吧？最早是台湾一个丑男人赵传唱的。我非常喜欢，并认为人人都是一只可怜的小小鸟，谁不想飞高一点呢？但飞着飞着几十年就没啦。我听罗琦唱过。说到罗琦就要说到指南针乐队。请允许我引用这么一段介绍文字：

　　指南针乐队成立于一九九零年，原名为“黑马乐队”。一九九一年，这支乐手全部为四川籍的乐队由成都来到北京发展。成员为主唱罗琦、吉他手周迪、键盘手郭亮、鼓手郑朝晖和萨克斯手苑丁。进入北京摇滚圈后，罗琦以一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在一次地下摇滚PARTY中脱颖而出，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后来，洛兵写词，周迪郭亮谱曲，指南针有了自己的音乐。

　　“指南针”的音乐像清新的空气冲入久在都市奔波的人们的大脑，风格真实而自然。然而，在一九九二年一次地下PARTY中，罗琦被人刺瞎了左眼，沉陷在一片惊慌与黑暗中。但乐队并没有沉沦，随着《选择坚强》的呼声，“指南针”变得成熟起来，在中国摇滚乐坛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你知道一九九一年罗琦多大吗？十六岁！还没成人的一个小女孩，七五年在南昌出生，父母离异几乎抛弃了她，于是她初中没毕业就把自己抛到社会上。她那时就用一种非常特别、几乎是超人的高音唱歌，十六岁就赤手空拳闯天下，唱响北京，让人震撼。

　　你十六岁时在干嘛呢？

　　罗琦音乐简历：一九七五年出生在江西，一九九一年北京担任指南针乐队主唱，一九九三年“指南针”推出专辑《选择坚强》，一九九四年罗琦离开“指南针”谋求个人发展，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快乐机器》。曾经一度担任过Channel [V]“非常中国”的主持人。一九九八年因吸毒丑闻遭受重大打击。一九九九年推出第二张专辑《新天》。

　　一九九八年罗琦在南京毒瘾发作被出租车司机拉到派出所的时候，从媒体知道她已跟一个纵容她的德国男友很久了。人们都在非议她甚至唾弃她。我理解通俗的人们，但我更理解罗琦。有人说罗琦总是无声地蜷缩在人群的一角，默默地抽烟喝酒。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但我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好像离她很近，我当时很想到南京的戒毒所去再看看她，并告诉她：要好好活着，许多人在牵挂着你等你。我现在只有希望她能看到我的这些话。我还要告诉她：你还有远方。

　　打开这深夜抚摸寒星光

　　我只想走进圆月亮

　　依旧太寂寞依旧太凄凉

　　重复着孤单的飞翔

　　没有呼唤何时才能到梦乡

　　没有回答哪里才是我的去向……

　　为何不能地老天荒是否前世只有疯狂

　　带着忏悔飘荡我总看到坚强在生长

　　为何不拥抱希望让我寂寞双眼是星光

　　把内心变成天堂永远对自己呼唤

　　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

　　这是罗琦唱的“回来”。

　　你知道洛兵吗？好像是北大出来的，专写歌词，现在写得很火，你注意一下流行通俗音乐就能看到洛兵这个名字了。他在九十年代初为罗琦写过不少歌，那时洛兵出道不久，还没罗名气大。

　　洛兵现在是成气候了，不知道他在荣华富贵之余是否还能偶尔想起罗琦。

　　我后来在一个很文人的场合认识了牧云人。一个黑黑的、深沉的、喜欢流浪的男人。我感谢了他，并且说，我要写篇文章，把他这段感动了我的话引用进去。

　　我一直在想念她，一直没有忘记她，我们告别的时候，我对牧云人说。

　　洛兵是条汉子。牧云人对别人说。

　　我当时很高兴，而现在，只有苦笑。岁月经常把我这样的汉子弄得多愁善感，弄得很细腻，就像胡子拉碴的猛张飞捏着一根钢针，面对满天满地绫罗绸缎般的纸醉金迷，不知道如何下手，才能把内心那一点隐藏得很深的感念，绣成一朵人见人爱，不太容易衰败的鲜花。

　　我事业辗转，一直不能消停。离开王晓京，离开“指南针”后，我进了“大地”，后来又离开了一些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在渐渐远离整个娱乐圈，而且发自内心，带着某种躲闪和逃避。我有一点比较好：我知道世界全都是虚幻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要幻灭的，所以就没有什么患得患失。我比较能在自己混得很好的时候离开，本身就是一种酷，却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内心驱使我这么去做。

　　我不喜欢当下的音乐了，所以就去写小说；什么时候我对小说厌倦了，或许就浪迹天涯。这样的生活，我是很向往的。

　　只是，在很久以后，听到王晓京再版“指南针”的《选择坚强》，并且卖了据说十几万张的时候，我才悄悄回味那个高亢，激越，犹如坚硬而脆弱的金属般的声音。我无比怀念，无比喜爱，也无比怜惜。我想，我能遇到这样的歌手，不仅能给她写歌，还能给她制作，这已经是多大的快乐了？放眼当今歌坛，我又能发现几个嗓子真正牛逼的歌手？当今个个都要跳大神动辄HIPHOP、R&B，又有多少能让我衷心向往，真正具有灵魂和内涵的音乐？

　　天冷了，谁用歌声来温暖我们呢？

　　牧云人在那篇文章最后写道。

　　据英国国家气象台报道，二零零二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我不敢出门，怕一踏上柏油马路，就会像水珠一样被蒸发掉。一个无聊的晚上，我把空调开得足足的，正在潜心写作，突然电话响了。

　　这里是德国，一个有些低沉，沙哑的女声说。

　　你是谁？我一瞬间就做出了判断，但是不敢相信。

　　我是罗琦。

　　我的手一抖，差点没能握住话筒。

　　真的？是你吗，罗琦？

　　她的声音很磁性，经过这么久，我还是能一下就听出来。

　　我要复出了，我可以把我的新作做成MP3，放到你的信箱吗？你可以在北京那边给我找家公司吗？

　　这都是真的吗？我说。

　　我在心底，无声地说着。

　　我眼前浮现她当年一身墨绿，冲进办公室的场景。那时候，她才十六七，而我，也是风华正茂。我们一直在拼命保住什么，我们又保住了多少呢？就算我们保住了，但是岁月轻轻一伸手，就能把那些东西都拿走。

　　而此时此刻，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多保住点什么。

　　什么都还来得及，我知道。对她的怀念，对她的梦想，我都要好好地珍惜，并且努力去实现。十几年不过一瞬，倏忽来去之间，掐指算算，她已经二十七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