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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兵

　　我早已决定，要给你写这样的一篇文章，但不是在那个愚人节，而是在五个月之后的中秋。

　　有谣言传说，北京今年气温降下来的时候，会出现第二波SARS浪潮。我不知道会不会 像第一波那样，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那一夜，我在广州，除了周围暗暗漫卷的病毒，还有郭亮发来的一个短信。那天是二零零三年的愚人节，我当然不会相信他。

　　郭亮写道：虽然今天是愚人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今天下午六点钟，张国荣在香港中环跳楼自尽了。

　　很多事情已经与你无关，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会比较干净，比较整齐，不会被纷乱的世界恣意打扰。这可能是很久以来你一直想要的，但也未必。人们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对你加以各种臆测，我也一样，虽然我是那么不愿意跟他们为伍。世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能多想，想到尽头，就太没劲了。生命说到底只是一种异常卑微而苟延残喘的东西，却还有一代代的生灵为了它极尽残忍，卑劣，艰辛之能事，这是一种多大的讽刺啊。

　　你可能想通了，所以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又是多么的勇敢。

　　而你长久以来在生命和死亡这个主题上，给予我的启迪，恐怕是圈子里所有人都不能比拟的。

　　那一夜，我在广州。广州人民很坦然，我每天打车去珠影做电视剧后期，遇上的二十几个出租车司机都不害怕，也不戴口罩，说SARS就像流感，中招的机会微乎其微。只有一个司机心事重重，在我遵循交警教导主动扣安全带的时候，他幽幽地来了一句：算了，没用，挡不住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觉得他说得很诗意，很阴柔，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在广州这个平民主义和享乐主义把持的南国商业都市。

　　那一夜，我不准备给郭亮回短信，因为他头一天骗了我。他说他手机没电了，但有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我，要我回一个电话。我马上去回，里面传来一个小姐很沉痛的声音：这里是艾滋病和性病防治所，您要是艾滋病咨询，请拨1，性病咨询，请拨2……所以我不相信他，我觉得他的把戏很拙劣，他肯定喝酒了，撒的谎才会这么没有技巧。

　　那一夜，我干了很多活，和广州的哥们一起狂吃海鲜，狂饮海风，很是舒坦。我突然发现，七年不来，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广州这个地方。哥们劝我观赏某个楼盘，并且定居下来。我真有些心动。跟北京处处天价的公寓相比，广州的楼盘诱惑巨大，不一而足。

　　那一夜，我住的影星宾馆很吵，我准备换酒店。正跟曾瑜打电话求救，王磊的电话来了，紧急采访。我说，不可能，他说，新华社已经证实了。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在电话里声音很响。我老婆茫然地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窗外，亮丽得过分的霓虹下，压路机正在拼命工作，要赶在广交会前完工。它可以压碎每个过客的影子，让这条不知道通向何处的大街白白净净，宛如待宰的羔羊吗？

　　也就是在那一夜，华灯初上的时候，Leslie在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四楼纵身一跳，把自己粉碎在经纪人陈淑芬眼前。而遥远的巴格达，空中亮起了无数绚丽的烟花。这是两个关于死亡的美丽景象，和日渐恐怖的非典型肺炎一起，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三大话题。

　　很久以前的那一夜，我很单纯，我还没有被北大开除，还不在北大边缘的时候，我很喜欢“Monica”这首歌。它在我们当时能够听到的流行歌曲里，宛若刚劲的天籁，又像狂热的青春号角。

　　大一，我喜欢班上一个女生。但是我们系的苏联外教很操蛋，上课的时候一本正经，晚上就去学生咖啡屋调戏她。有一天让我看见了，我很不忿，要上去讲理，被他们两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围着，借着酒兴拉拉扯扯，我胸前别的一枚纪念章被他们扯下来，扔上了屋顶。

　　你们丫等着，我丢下一句话，转身找高年级的求助。

　　高年级的来了，除了用比我熟练的俄语跟他们交涉一番，也没什么起色。那时候苏联很牛，看待中国，就像北京人看待穷山沟里的打工仔一样。

　　第二天，那个女生把我约到海淀街里，抱怨我，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突然心灰意冷，明白我跟她肯定是到尽头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我很郁闷，但也兴奋，觉得更像个诗人了。我其实迷恋诗歌比迷恋女孩更甚，但为了有足够的动力，我必须很痛苦。我不知道，这种境况会像SARS一样蔓延，污染了我的整个大学时代，最后让我的学业窒息。

　　那段时间陪伴我的，除了红金龙白金龙香烟，就是“Monica”。那是在一盘后来被称之为盗版合辑的磁带上，翻过来，覆过去，我就爱听这首歌，我觉得那个叫张国荣的家伙很疯狂，又很悲伤，这种格调在我失恋的时候就是圣经，在缓解我忧伤的时候，可以给我积累更多名正言顺的痛苦。

　　女生后来有一次来找我，正遇上我喝得醉醺醺，跟着这首歌哼来哼去。她说，你那么没出息，还喜欢张国荣。我说，张国荣怎么了，人家是巨星。她轻蔑地一笑，你知道吗，现在流行的是张行了！是《迟到》！

　　我是迟到了，我吃力地说。到处都在旋转，女孩穿了条淡紫色的裙子，她妖娆地扭曲在裙幅里，宛若一个淫荡的妖精。这就是“Monica”记载的她，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淫荡。我想伸手拉她一下，但只是扶住了床架。有人在旁边笑，听不出是谁。张国荣唱到高潮处，声嘶力竭地，一遍一遍地莫妮卡，莫妮卡，莫妮卡……我费劲地摇着头，慢慢失去了那个淡紫色的背影。

　　给你讲这些，想说，那个时候，我是你的追星族。

　　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

　　而现在，我依然是。你如此神奇，用一个个神秘的圆圈，给我暗示，让我在这个清冷的秋夜突然明白了很多。那时候，你的生命正在绽开，而我的爱情死了，四年后，我的学业也死了，作为报应，七年后，苏联也死了。

　　生和死，一直都是这么密切相关的。我们如果没有来过这一趟，何必有死的烦恼和恐惧呢？

　　那一夜，我已经从北大退学七年。

　　我在刘大姐家里，跟三宝，刘畅，赵小源，景冈山，孙国庆，罗中旭一起过中秋。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刘大姐是台湾人，父亲据说是国民党的高官，很有些背景。刘大姐在国内开眼镜店，生意做得风调雨顺，也在港台内地演艺界很有人缘。刘大姐一副好嗓子，最擅长的曲目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她还很能喝酒，喝到艰深之处，呼风唤雨，不让须眉。我们很喜欢在这个四合院聚会，谈天说地，喜笑颜开。

　　喝得正高兴，刘大姐说，你们知道，今天我叫了谁吗？

　　谁？我问。

　　Leslie！刘大姐眼睛放光，充满了自豪和慈爱。

　　Leslie是谁？我问。

　　就是张国荣啊。

　　张国荣？不是早就退隐了吗？赵小源说。

　　他复出了，复出后的第一张唱片，香港万人空巷，争相购买。

　　你跟他很熟吗？我有点兴奋了。

　　当然，刘大姐说，我跟台湾香港的演艺圈都很熟，大家多过来玩玩，交交朋友，多好啊。

　　是的，的确很好，我说。

　　我们的大地唱片正在欣欣向荣。我们的事业都在高峰，个个春风得意，不可一世。我们每天都在新生，从未想过死亡，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属于我们。不过，我们也很清楚，国内的音乐实在不能跟国外的比。当时有种说法：日本学美国，港台学日本，我们再学港台。

　　差距这么大，后来我们想开了，直接学美国，学他们的R&B，学他们的RAP，HIPHOP，总之是一切洋气的，哼哼唧唧的，跟中文没什么关系，而跟英文关系甚大的东西。当然，这种宏伟的事业，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更久以后的某一夜，在QQ上，年轻而锐气的青年乐评家王晓峰对我说，他觉得流行音乐做到这个份上，真没什么意思了，他想找投资人，成立个公司，专门做那种纯粹的、本质的民族音乐。我已经听不止三个人这么对我说了，因此也不奇怪，只是给了他王晓京的电话，让他去看看晓京的十二乐坊。那可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十二位金钗般的高才生。在国内流行音乐渐渐死去的时候，她们宛如善良的天使、菩萨，让国乐以一种奇特得有点怪异的方式，渐渐复苏了。

　　所以我想，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音乐。这是死不了的。如果下一轮地球的基本生命形式不是碳基，而是硅基氢基什么的，它们可能把林涛海啸当作最美的音乐，世界可能更壮阔，艺术可能更彻底，而我们，已经彻彻底底死光光了。

　　刘大姐有个亲戚，在阳澄湖开发地道的大闸蟹。那一夜，他送了两大箩筐来，蒸熟了，红艳艳，火灿灿地摆满了一台巨大的八仙桌，我们闹哄哄围坐，哥几个对望一眼，垂涎欲滴，正要下手之际，Leslie就来了。

　　我的眼前一亮。一种崭新的感觉突然萌生，而四周秋虫呢喃，月光如水，根本看不出，什么会悄悄死去，悄悄消失。

　　连最短命的时光本身，都是如此。

　　那一夜，我喝了很多，喝得有点高了。这是多年以前，我要被北大开除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只觉得我很有才华，是北大的骄傲，而不是败类。北大是个崇尚自由，爱护才华的地方，所以不会开除我。我忘了就读的不是中文系，而是俄语系。我后来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俄语系老师都很好，但我很不争气，比如答应了去上人家的课，却不去，白天在宿舍睡大觉，却整夜整夜去三教写诗写歌，要换了我是老师，我也不会高兴的。还有一点：苏联外教耍酒疯，跟我对上了，所以苏联就崩溃了，活该；但是我也要付出点代价，所以我就要退学。

　　我们喜欢唱歌。谭咏麟和张国荣是很好的选择，而其他人还不太熟。我已经接触到BEATLES了，觉得非常了不起，浑身上下筋骨彻底拉开了，但却不够抒情，不够给予我足够的痛苦、忧愁。我是著名的校园诗人，所以，要把诗意代入音乐，崇尚更柔软的浪漫和更阴柔的温情。谭张二人，我更喜欢谭咏麟，而不是张国荣。我觉得他嗓子不是很漂亮。我那时候喜欢一些高耸入云的声音，大概是因为自己没有这种声音的缘故。

　　但在我昏天黑地的浪漫猎奇中，有一天，一个女生说，无比喜爱张国荣，说他柔情似水，风华绝代，说如果有一天张国荣要向她走近，去占有她，她会激动得昏过去。

　　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自尊心受伤不浅。

　　没什么，如果是你走近，我也会这样的。女生明显在敷衍。

　　算了，我还是走，我用臼齿恶狠狠咬开一瓶燕京，灌下几大口，说，好把你留给张国荣。

　　三年以后，我跟这个女生在重庆一家很小的放映厅看《英雄本色》，我们一边看录像，一边看对方的眼睛。这个城市跟我们关系不大，但却为我们制造了许多揪心的故事。我有点害怕，我想起了那首“Monica”。虽然很多音乐，很多画面都可以帮我记录岁月，让我愈发自恋，但像张国荣这样明目张胆占有我的记忆，还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看到张国荣走在大街上。看到他即将面对那个杀手。这个时候我才想起，这已经是我们看了好几次的内容了。我们的心都很痛，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他演得是那么柔润、熨贴，虽然有些小巧，但却非常到位。他的一颦一笑，回首顾盼之间，那种亲切，那种绝望，令我们的心深深颤栗。我就想，一定会有什么发生，当然，是在一种形而上的层次上。

　　离开重庆的第二年，我开始做音乐。我写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时候那个女生就走了。走得很快，也很突然，我们本来约好的，一定要相爱到大家都混出来的时候。爱情再死一次，死得突然，死得其所。因为八年以后，在它的坟堆上开出一朵凄艳的花，我把它叫做《今天可能有爱情》。

　　我有点怀疑，所谓万物生长，就是为了死亡。至于新生，要看造物主的心情了。轮得上固然有戏，轮不上，就算勉强折腾来这一趟，也是徒劳，也是永远充满了痛苦的、滑稽的，我们无比看重，而他们轻蔑一笑的折磨。

　　当然，这些好像跟你没有太大关系。你妩媚，你妖冶，平易之中性感迸现，令无数追星族折腰。我是其中之一，跟他们不同的，或许是我在重庆怀才不遇之时，觉得你跟我有些共同的地方，比如，你没有天才的嗓音，却有天才的乐感，你有些内心的感念一直被深深埋藏着，不能尽情展现，而我也是如此。当然，你已经是天王，而我是一个月拿三百块钱就很高兴的重医二院体外震波碎石中心的临时工。

　　但你还是给予了我一些鼓舞。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都是尤物，是那种过于敏感，不太坚强的男人，所以你的成功可以勉励我。你在表演上找到了新的艺术生命，而我，可以不写诗，专心求得生存。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就是再苦，再累，再受屈辱，艰难，也一定要坚持在北京呆下去，再图大业。

　　你有些片子，看得我非常感动。除了《英雄本色》的几集，还看过很多，比如你跟叶童演的一个叫做《紫色》的片子，是我当时的女经理给我看的。女经理很好看，而我在找工作，需要得到帮助。后来我跟她也有联系，不过已经很遥远了。你在那些日子里，宛如一个微笑的神仙，在天空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你有一种浸润般的风采，慢慢蔓延在我那些无助的日子里。再后来，看《霸王别姬》，感觉你已经脱胎换骨，成了气候。你是那里面最大的亮色，婉约妩媚，一颦一笑妙到颠毫，蔚然天成，怪不得陈凯歌在闻听噩耗的时候为你哭泣，说没有你，就没有《霸王别姬》。你还有很多片子我看过，名字都忘记了。我不需要记住你演过什么，事实上，你一旦在我心头生根，发芽，满天就都是你的影子，在我但凡需要柔软，需要抒情的时刻。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片中的你死去了，然后在我，在无数人心中活过来。我的爱情死去了，我没来得及给它送终，我的事业就活过来，给我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条件，能够在日渐喧嚣的生活里，来平静地思考这些事情。

　　刘大姐艳光四射，拉着更加艳光四射的Leslie，让我们团团认识了一番，就笑眯眯坐到一旁，要看香港内地的音乐人交流。

　　刘大姐说，看看Leslie，四十的人了，还那么妩媚，那么优美。

　　仔细想想，再看看，的确如此。他身边有个小男孩，不说话，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都知道他喜爱同性，九六年，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一种很平常的心理，已经会尊重人们在这方面的选择。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朋友，比如毛宁，比如金星，以及很多现在还不愿意说出来的名字。

　　我们开始吃饭。大家坐下来，几巡美酒一过，很快就熟了。背后正厅的音响里，若有若无地放着Leslie刚刚复出的新专辑《霸王别姬》。

　　Leslie要我们给他评价，我们就说了些。说得比较含蓄，因为我们从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微笑嫣然，总是让周围的人感到很舒服。我们见过无数的演艺圈大腕，很多都要拿份儿，这样很不好，会让好感们慢慢死去，很难复苏过来。

　　不行，你们太客气了，Leslie轻柔地笑着，没有一丝做秀的感觉：要多说说，我知道，你们都是高手。

　　我们笑起来，跟港台比，我们还是有距离的。

　　你们也有很好的东西，你们的摇滚，我们不行。Leslie说。

　　你这个音乐做得很精致，我说，质地纯粹，平滑，有如秋天的湖面，又像闪烁着粼粼波光的绸缎，温润，细致。

　　Leslie眼睛亮起来，他很自然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有一种淡淡的诱惑：你真诗意啊，兵。

　　我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喜欢一个男人。

　　我经常夸耀，从十一岁以后，就没有跟男人同过床了。那很别扭，当然，是在我明白了什么是同性恋之后。但事实上，我进入演艺圈，跟起码三个男人同过床，我并不了解他们的性取向，所以当一夜无事，黎明来到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假装自然地把手臂搭过来，搭在我的背上，搂住我，我都带些惊恐地起床，同时企盼这是误会，不敢多想。那可能是一种符号，如果我应允了，我身体的某种操守就会死去，而新的生活就会诞生，不过，那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如果早些时候，我多遇到几次Leslie呢？我不知道。知道的是，我在喜欢他，并且，超出了哥们之间的喜欢。我从没有否定过自己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当然也不惧怕被人嘲笑什么，事实上，演艺圈中同性恋本身就是时髦、时尚。但我不喜欢那些张扬的家伙，他们看起来让人腻味。Leslie跟他们不同，他除了诱惑，还用一种超凡的魅力，朝我展示着特殊的意义。他是我的日子，是我的岁月，他用声音、影像、语言，记录着我那些被淡忘的感情，记录着我的漫长过去。现在我跟他面对面坐着，互相搂抱着，合影着，调笑着，对酒当歌，言谈甚欢，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我也要好好努力，要在多年以后，某个Fans冲上来，激动地对我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当然，这句话有点俗，我更希望听见另一句话：她说，你的歌，就是我的日子。

　　在这之前的另一夜，王晓京听完我急切的弹唱，思索良久，说，我可以给那英的专辑写十首歌词。

　　我说，你这么相信我？

　　我怎么会看错人，他信心十足地说。

　　我跟指南针乐队一起，在王迪的带领下，做了这盘后来由陈琳演唱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反响很大，现在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太多的公司包装歌手，只有艾敬和黄格选在跟我们叫板，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出名了。

　　我们出名之后，很是嚣张，谁都看不起。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的歌手。那个时候，四大天王已经出来了，一个不如一个，除了张学友，其他都是滥竽充数，我们认为。何勇甚至在红勘体育馆的演出中大大挤兑了一番四大天王，给北京的音乐人出了口气。他是搞摇滚的，我们也是，我们的摇滚，有的说是儿童团，有的说是乱搞，但总归是摇滚乐队，流行音乐是第二位的，我们好像比他们高大，我们很是自信。

　　但安静的时候，仔细听下来，他们也有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们的音乐套路，他们长久形成的以小见大的风格，他们的洋气，他们精妙的编曲，商业的运作，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其他的我们不怕。我们擅长创作，词曲方面真是一点都不比他们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一首歌，词曲只是六分之一，另外各占六分之一的是：编曲，演唱，制作，宣传，运气。

　　我重新研究了许多港台流行歌，得出一个结论，张国荣谭咏麟时代，是香港流行音乐最伟大的时代，包括他们那些有思想的作品，都在那时大行其道，后来就渐渐式微，一代不如一代了。商业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令贫穷、无名和理想、真情同时死亡。对任何事物来说，它真强大，比它强大的，恐怕只有死亡本身了。

　　那一夜，我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我说，我是受过他们影响的，我认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真正的巨星。还有一点，我更是羡慕那些为他们写歌的人，有如此完美的机制，如此优良的环境，如此风光的巨星。

　　主持人王莹说，你有点语焉不详，能不能说得细一点？

　　我说，对不起，我不能。

　　我想说，我要是在香港，决不会比林夕差。我还想说，我只用了四分之一的内功，就成了大陆最有名的词作者，我还有的是潜力，我要成为作曲大腕，要成为优秀制作人，我还想做得更多一点，要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这件事，谁也不能阻挡，包括我自己。

　　没有谁能理解我。即使到了一九九五年，圈子里很多人还是很没有文化的。这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非常不重要。很多人进入这一行，只是为了糊口，还有很多人只是耍耍小聪明，就可以人五人六，扬名立万。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强大得多，比如，做人，拉关系，以及许多小巧的、锋利的阴谋诡计。我并不谴责他们。他们不可能杀死我的创作，更不可能杀死我的才华。

　　在这个看上去花团锦簇，艳光四射的圈子里，不断有人死去，不断有人消失，不断有才华短路，笑话连篇，美色猖獗，物欲横流，与之对应的是：更多新人问世，更多垃圾满天满地，更多刺激麻醉神经。这里的生死是赤裸裸的，比我当年具体了许多。这不是张国荣一个人就能带来的，却跟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我在笔记本上打下一个字，在琴键上按下一个音，整个明天，未来的格局就会跟我没有动作的时候截然不同一样。

　　那一夜，我跟Leslie聊了很多。

　　你为什么能把唱歌和演戏两件事都做得这么好？我问。

　　这本来就是一件事。Leslie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一件啊。

　　我笑起来。

　　他也笑起来。

　　我没有看过你太多片子，听你的歌也不多，我诚实地说。

　　这没什么，能给你留下一点印象，就是我的成功。

　　我会记住这句话，我说。

　　螃蟹实在太香了。慢慢一桌金黄橙红的盔甲，都是它们的尸体。我们的快乐建筑其上，这就是命运。我们也在被很多东西占有着，咬啮着，吞噬着，却无能为力，只能注定了被糟蹋。我把这个想法跟Leslie说了，他这次没有惊奇，而是疲倦地笑了笑，说，是的，我早就感觉到了。你呢，还要过一阵才能感觉到。为什么？我说。

　　等你大红大紫，你就明白了，等你经历过更多，就明白了。

　　你怎么知道我会大红大紫？

　　今天，这里的人，Leslie轻轻环顾四周，很多都会大红大紫，你没有看出来吗？

　　我摇摇头，有点不以为然。

　　我老了，是你们的天下了，Leslie微微一笑。

　　我又感到那种惊人的妩媚，在朝我辐射，在朝周围的人放射。

　　不，我说，你不是复出了么？新唱片这么成功。

　　呵呵，Leslie笑笑，兵，你还年轻呢。

　　就是啊！刘大姐在那边热情地招呼着，来来，来喝酒！为我们的Leslie永远年轻，永远美丽干杯！

　　我可以给你写歌吗？我很直爽地问Leslie。

　　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提问。

　　我又问了一遍，才发现，他已经离开座位，去旁边跟他的小朋友窃窃私语了。

　　我笑了笑，找到刘大姐。我知道刘大姐跟Leslie很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大姐，我可以给Leslie写歌吗？我悄悄问。

　　啊？刘大姐挑起眉毛。

　　我会写得非常好，相信我，我说，我喜欢他的唱法，喜欢那种浪漫，优柔和平和。

　　嗯……刘大姐思忖着，我不能保证成功，不过，我肯定给你推荐。

　　谢谢刘大姐，我说，我明天把作品整理成册，给您送过来。

　　说了这些，我才发现，我很激动，也很冒失。人家没有邀请我来写，我不应该这么唐突，或者学某些圈内人士说的，不应该这么掉价。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喝了不少了。

　　八年之后，在我已经开始写小说，并且出版了四本书之后的一夜，我打开重重叠叠的文件夹，拿出给你写的歌。我仔细看那些歌词，看能不能有一丝当日的柔情，让我感动，沉醉。

　　我看了很久，却一点也找不到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些淡淡的印象：当时，我很纯真，只觉得世界鲜花烂漫，充满生机，却没有发现这个圈子的险恶和艰辛，更不能预测几年后国内乐坛死气沉沉，恶俗无聊。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庸俗了，已经被社会压垮，被填鸭般地塞满了各种杂七杂八的欲望，我已经成名，因此累赘太多，负担太重，患得患失，再也不是那个轻松惬意，浑身充满浪漫飞白的青年，而是一个臃肿老成，毫无纵横空间的中年男人了。

　　上帝留给我们玩的时间，真少啊。

　　有些东西已经在我身上死去了，死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那一夜，广州对我来说，是一个邪恶的新生，让我感觉奇异，随后是无边无力的悲伤。我真的很想写。狂马在催我，其他人都在催我。高枫死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祭文，张国荣死的时候，我还会这么干吗？

　　张国荣从来没有唱过我的东西。那次跟刘大姐说了以后，我回去马上就写，带着那种年轻的激情，没有保留的灵感，和一些沽名钓誉的渴望。我写得非常适合他唱，可惜后来几年，阴差阳错，没能唱成。他一死，这些歌就死了，成为一批落满灰尘的祭品。

　　我总是爱做这些事情。九九年，我的一篇散文《不爱宣言》里，死了十首歌。而为张国荣写的，死了同样的数目。

　　这些歌我不会拿出来。因为，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我在广州不断跑珠影，贴音乐，为一点艺术上的事跟导演吵得不可开交，又一次次地和好。我跟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一帮非常要好的哥们天天聚会，夜夜笙歌，恨不得忘了外面的威胁。每天夜里回到饭店，我都要仔细看凤凰卫视，看他们对SARS客观而尖锐的报道，也看中央四台，看伊拉克战争的进展。我一方面反战，一方面反独裁，那都是要死人的，我希望每个生命好好生存下去，在我们没有明白死亡究竟为何物，因而对它充满恐惧和敬畏的时候。SARS，伊拉克，张国荣，三种猛烈的死亡，新生的却是恐惧，失落，甚至时常来到的绝望。后来，回到北京，在闹得最厉害的那几天，有天夜里，我和爱人紧紧抱在一起，我说，如果我们这次死了，那也没什么，希望下辈子能记住对方，再为夫妻。接下来的一个月，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躲在家里，无所事事，脑子一片空白。长安街在晚上八点钟居然看不见一辆车。我跟朋友们只能在网上相聚。我想写什么，写了点音乐，但是，不准备为张国荣写。那时候有很多人在写，写得铺天盖地，十分喧嚣，我却希望安静下来，要在一个富于纪念意义的时刻写。我想起了那个中秋，那已经过去很久了，那些日子死了，又活转过来，围绕在我周围，那是我最平和的时刻，Leslie，我要在今天，这个时候，给你最好的纪念，用我的方式。

　　那一夜，我们玩到很晚。打麻将的打麻将，继续喝酒的继续喝，聊天的聊天，像我一样，晕晕沉沉坐在音响旁边，摇头晃脑听音乐的，也有不少。我们在那里很自由，在那个曾经给过我许多快乐的院子里。

　　Leslie非常放得开，到后来，满院子都是他的笑声，他那温存而低沉的磁性声音，在缓缓回荡。我十分清楚，我不是一个追星族，但在那一夜，我看到自己将来的一种可能性，同时清醒过来，我永远不可能是他。他已经到达了某个地方，我或许永远也不能到达。

　　但是，我有自己的方式，我虽然沉醉在这个城市，这个圈子，却总在刻意保留自己的某些东西。我醒着，虽然我喝酒，还闹事，但很久以后我的酒量死了，因为我戒酒了，还戒了烟，戒了其他一些消磨意志的东西，我做得很累，但一直在努力。事实上，我们除了跟自己叫叫劲，折腾一番，还有什么方式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来过这一趟呢？

　　我后来越喝越多，但是没闹事，也没唐突。我知道，我进入了一种沉醉的状态，或许是在我喝酒之前，我就醉了，我会认为那天夜里有满天的繁星，有我当时最好的朋友，有妩媚浪漫的Leslie，我看见我们在欢笑，无忧无虑，毫不顾及今后的事情。我听见了Leslie迷人的歌声，看见歌声化作袅袅轻烟，飘向那一轮浑圆亮丽的月亮。在这之间，是更加漂亮的烟花，从Leslie的肩头升起，轻轻罩在我们的桌子上，又回荡在我们心里。烟花总很短暂，但那一夜的风情，那一瞬的灿烂，美妙，给我带来了多少遥远清凉的慰藉啊。那是一种美好的，强大的，能跟永远无边的黑暗暂时对抗的快乐。

　　我后来回忆过几次。能够想起来的是，那一夜，你可能走得很早，正如你的一生，走得太早一样。

　　我的心很平静，在这个夜晚，中秋之前，外面拿到夜间施工证的光大名筑今天居然难得地偃旗息鼓，所以我不适应，失眠了，爬起来写这些。我在想念你，Leslie，你的歌声和身影伴随了我漫长的记忆，让我更加明白，爱情，生命，犹如烟花，所谓光明，只不过是我们苦苦造出来，安慰自己，或者极其有限地保护自己的手段。Leslie，我心头的黑夜，也会在你走后，重新回复它的本色，正如流星过后，宇宙依然是黑暗，我们如果非要把它折腾成灯火通明，会超出了人类本来的能力，会让我们上方的生命笑个不停。

　　你不是Loser，谁知道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你说不定比我们早些到达天堂，当然，也可能比我们早点到达地狱。

　　你我只见过短短一面，却如此交浅言深，这在我的岁月里，有过很多次。很早以前一个老诗人对我说，你是个诗人，我就相信了。还是很早以前，一个女孩对我说，音乐会陪伴你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于是，我就这么哼哼唧唧过来了。学校里，姐姐对我说，你是天才，我就在最艰难的时候想起这句话。流浪四方的时候，一个路人对我说，你要等待，还要忍耐，我奇迹般地做到了。我总在不断顿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守护着自己的才华，我好像很脆弱，又好像很坚强，我迷糊，犹豫，在我喜爱的东西死去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该悲哀还是庆幸，该克制，还是呐喊了。

　　我们在老去，你却留在那里，Leslie。那一夜，你对我说，我们能够做到的，就尽量做好吧。我记住了，而且一直做到了今天，发现了更多很容易被忽略的故事，更多惨淡的细节，当然，也有短促的欢乐。我们如此脆弱，只能把握很小一点东西，为什么不大方一点，潇洒一点，做得好一些呢？

　　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有些散淡，有些凄清，却很空旷，高远。这是一系列死亡和新生的故事。我的初恋死了，所以爱情新生了。苏联死了，所以我的学业也死了。我的学业死了，所以我新生了。我喜欢的流行音乐死了，所以新的日子来临了。而你呢，Leslie？你在浓黑的世界，选择了结束，选择了中止，你死了，留给我们一抹绚丽的烟花，飘荡在漆黑的夜空，你在什么地方新生呢？我们生活在死亡之中，周围不断有什么在离去，又有什么来到，或者不来。Leslie，你已经摆脱了这种烦忧，你在烟花璀璨的一瞬，在天上，淡淡地注视着，看着我们明白或者糊涂，快乐或者痛苦，却并不要求我们作出回答。